本章分别通过统计数据、统计图表和年度纪事来说明了澳门2009~2014年间的环境、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概况。

本文为《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一书的绪论，主要介绍了澳门治理研究中有待解答的问题，汇总了治理、政策网络及法团主义等概念的理论内容，并整体介绍了本书的研究架构。

本文主要从语境的角度，分析现代澳门治理模式的形成背景。现代澳门治理模式的形成，在国家层次上受到里斯本当局和中央政府澳门政策的共同影响，在地方层次上则受到澳门独特的族群关系结构，以及现代华人社群结社运动的后果的影响。

殖民政府体制强调的“行政主导”原则，成为葡萄牙和中国政府澳门政策制度化的重要特征，并从“总督独大”演进至“总督主导”，再演进至“行政长官主导”，从不存在实体政府建制的“无政府”状态演进至出现实体政府的建制。“行政主导”体制使政党不可能在这种条件下产生，政治参与组织化的具体表现在于以社团为单位，而没有以取得政府执政权为目的的政党。联同立法机关和决策辅助机构存在的治理同盟，整个政治行政体制在组织上从过去以总督和官员独大的治理同盟为主导，演变成由行政当局或政府构建的治理同盟为主导，途径不一，但达至去政治化的目标却一致，尽管因选举文化在澳门扎根而使此目标开始呈现弱化的倾向，但透过政治行政体制设计的宏观原则、中观规则和微观组织之间的严密联系，仍能有效达至治理去政治化的最终目的。诚然，由于立法机关的立法程序僵硬繁琐，使得“行政主导”原则的优点得以发挥，而且在于政府有着更大的实权来控制社会经济事务。然而，行政主导体制的最大缺点，在于权力监督和制衡被削弱，容易使政府机构膨胀和官僚主义盛行，容易造成决策系统超负荷运转且无法满足公众对政务公开和民主参与的日益高涨的要求，进而有导致政府权威降低甚至消失的危险。随着立法机关经选举产生，特别是经直选产生的议席增加，议员的工作开始受到居民的注意和监督，议员为了争取连任而开始自我提高向选民问责的意识。即使立法机关的权力监督和制衡被削弱，议员仍自觉有责任密切监督、批评和建言政府工作，而政府也要比过往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议员以至社会解释本身的工作和公共政策。去政治化的治理策略因而开始需要面对居民日益成长的当家作主的意识，以及从政者将公共政策议题政治化，以换取选民和居民支持的冲击，中间的矛盾因而亟须调适。

在葡萄牙实施行政管理时期，公共政策网络中构成政策社群的行政管理机构是外界给定于澳门的。这些带有殖民主义和威权主义性质的制度化机构，在理论上应将促使澳门的民间社会须认同这些机构在政治和行政上的权威。然而，澳门社会的现实情况是，中葡两大族群分别在经济和公权力领域上处于支配地位，加上政治行政体制的特征以及政策偏好等因素，使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各自掌握独特的资源优势，包括决策资源、地缘资源、财政资助资源、经济资源、专业资源和体制内外的社会政治动员资源等。由于各主体之间所掌握的资源优势近乎垄断，因此彼此之间的互动，以相互认同为核心的价值观。但是，民间社会中的华人社群，从无认同行政当局的政治权威，仅认同其行政权威。20世纪中叶的澳门华人结社运动的结果，使得华人社群更认同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民间社会精英在经济和专业领域等资源的掌握，使得他们可以除了经利益集聚而组成的社团而可被行政当局主动吸纳进入政策社群的机构之外，也可通过媒体，在政策社群以外表达公共政策所牵涉的利益。随着政治行政体制的有限度开放，以及精英咨询和代议民主的政治参与管道的确立，民间社会精英参与议题网络的路径选择也有所增多。通过选举参与进入立法机关和市政机构，本身也是对这些机构功能的一种认同，进而引申至对行政当局行政权威的认同，并于回归后扩展至认同其政治权威的层面上。由于行政当局所得到的认同呈严重缺陷，因此有必要以决策资源和财政资助资源为诱因，既要认同民间社会精英对其群体的资源优势的操控作用，又要认同中国政府的政治权威，来确保实现有序统治和社会稳定。同样地，行政当局或政府也透过持有媒体、向媒体提供讯息，以及在立法机关和市政机构委任议员，作为参与议题网络的途径。在回归以后，原来行政当局的严重认同缺陷不复存在，特区政府对不同群体和利益团体的资源优势的认同无需一如既往地刻意强调。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行政当局未必只依循单一的政策社群类型制定政策；政策网络的参与者同样也未必运用单一的方式与其他的参与者互动，尤其是在重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上，更多地交互运用政策社群和议题网络的特点和互动方式，使决策能取得不同利益的平衡，从而在社会上能取得最大可能的认受性。与此同时，社会发展、行政现代化、居民个人公民意识的增强，以至科技进步，使居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共政策网络中的议题网络。在正式的层次上，可透过行使请愿权、行政当局接待公众机制、选举参与，以至由政府举办的公开咨询活动等。在非正式的层次上，可透过媒体以至社会运动进行。然而，在无须再通过社团而实现利益表达的同时，以社团作为利益集聚的媒介，使利益表达在政策社群内发挥实质的影响力，这对澳门公共政策网络的运作而言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主要是因为社团能与政策社群其他成员接触的机会远比社会个人要多。在澳门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公共政策制定主体之间非正式的协调活动，往往比正式的互动行为更有效促使共识的形成以至公共政策的决策、执行和反馈，甚至是长期以来澳门治理得以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非正式活动的本身又可溯源自各公共政策主体之间几乎垄断各种资源优势的现实，以及围绕着“相互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而建立起来的显性合作关系。虽然这种情况能限制资源重叠的空间，有利于彼此之间各司其职，却导致竞争不足，且制度化的正式框架和机构往往成为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将预先经由非正式活动取得共识，以形式主义程序来使之合法化的场所。非正式活动的最大缺点，在于外界无从知晓公共政策制定主体之间在政策议题上取得共识的过程，以至彼此之间在过程中的交换条件，成为改善和民主化澳门治理的一大障碍。

受“新国家体制”下葡萄牙海外属地政策所影响，澳门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设计以及法团主义治理体制的组织形式，均以葡萄牙本土的法团主义治理体制为蓝本，同时又结合了澳门社会的实际情况。即使在1974年以后，葡萄牙政权更迭回归民主，原有的法团主义体制在宏观层次上获得基本保留。由于中葡两大族群所起的互补作用，使得葡萄牙海外行政系统时期的行政当局和华人社群之间存在一种互不否认的交换关系：行政当局容许代表华人利益的中介组织存在，但华人社群反过来也不抗拒行政当局对澳门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尽管他们对行政当局的合法性未予认同。澳门葡萄牙行政当局更有意识地将华人经济团体吸纳至澳门行政管理机构之中。在这个合作体系内，行政当局与华人利益中介组织之间的目标分歧颇大：行政当局希望利用华人社群的经济实力来协助实现葡萄牙海外属地的政策、维持有效管治；而华人社群的中介组织则主要透过占有行政管理机构的席位来作为向行政当局转达中国政府信息、争取当地华人社群利益的正式管道。双方比较一致的目标，基本上仅局限于维护澳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这些都与考森（Cawson，1978）所提出的权威型法团主义相似，即国家准许利益中介组织存在，而这些组织反过来也准许国家的行动，否则社会行动者的经济自由将受到限制；合作系统内各组织在价值和目标方面存在有限度的一致，国家控制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经济和社会秩序；以及建立合作结构的目的是尽可能保证国家的控制权。然而，由于华人社群掌握着澳门主要的经济命脉，行政当局在华人社群的认受性又不高，故难以透过这种交换关系来进一步限制华人社群的经济自由；行政当局的一些政策构思，又往往会因为华人社群，甚至中国政府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使得这个合作体制并不能达至改变澳门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效果，最大限度只能维持行政当局对澳门的有效管理而已。因此，在葡萄牙海外行政系统时期，澳门实行的法团主义体制，是一种宣示性的权威型法团主义体制。

本文总结了《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一书的主要研究发现，探讨了当下澳门治理模式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可资改进的路径。

本文介绍了1951年和1971年葡萄牙对于海外地区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法。

为响应澳门建设成粤港澳大湾区内“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目标，政府和民间已陆续在教学活动、文化活动、政府与民间社会建立伙伴关系，以及社会传播层面开展历史文化推广工作，使社会初步形成关注中华及本地历史文化的氛围，初步取得“遍地开花”的效果，但同时凸显有关工作与本地生活和风俗以及非高等教育课程目标联结不足，项目和活动之间缺乏协调、重点、系统性和针对性、深度交流不足等问题。推动历史文化工作的最终目的，莫过于建立传承意识，形成稳定的文化认同、国民身份认同、国家认同以及本位文化的自信，是社会和心理防卫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社会各界应在现有的基础上，注意与建立传承意识和文化自信方面加以结合，使历史文化工作更有系统，更具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