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实践为个案，揭示了专业社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嵌入原有的行政社会工作之后，对街区原有治理主体形成的适应和挑战的过程。本文指出，专业社工被吸纳到街道的权力网络过程中产生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的过程。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限制了专业社工深度嵌入社区治理，这使得表面光鲜的社会工作在街区权力体系中逐渐式微，失去影响。笔者认为，要挽回式微的专业权力，就要有专业社会工作的批判意识，策略性地与街区政府建立既独立又合作的关系，社会工作者还需要重拾资源公平分配的价值观，与原有的本土社会工作结盟，这样才能推动街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变革。

“三社联动”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发源于重庆，即“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2015年，“三社联动”机制建设成为民政部推动的社区治理创新的主题，强调社区自治功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壮大社会工作队伍。本案例所介绍的居家养老合作社——社会工作介入特殊老人社区照顾服务项目，就是一个在养老议题上落地探索和丰富“三社联动”机制内涵的例子。这一项目推动了社工机构与居家养老服务社会企业跨团队、跨机构分工工作模式的形成，初步建立了社区照顾（生活照料、健康照顾）和社区关怀（家庭关怀、邻里关怀、义工关怀和老人互助平台）两个体系，并初步针对高龄独居老人、高龄空巢老人两个特殊老人群体探索了以老人为中心的社工介入模式。基于对国内外及安徽省合肥市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和不足的认识，笔者认为该社工机构在孵化社区照顾组织、使服务覆盖社区零散老年群体、提供人性关怀服务等方面体现了社工介入居家养老服务的专业价值。未来，养老议题的“三社联动”机制需要政府逐步明确居家养老服务的定位，不能停留于一刀切的、企业参与其中的家政服务，要鼓励民间非营利组织多元化参与，让专业化社工服务经验得以推广和完善。

本案例介绍的是皖西南大别山区偏远特困村（石盆）生计发展社工服务项目，一个以社区综合发展为目的、由专业社工介入贫困村推动农村生计发展的服务案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项目初步营造了政府、村民、社工合作的氛围，搭建了农民合作发展的平台——石盆村茶业发展协会，培育了社区骨干，开展了培训、外出交流等活动。然而，在茶业发展基金的使用上，是集中资源发展产业还是兼顾其他小户的利益，项目组与茶业发展协会的意见不同。项目后期，茶业发展协会内部合作的动力出现了减弱的迹象。本文将展示该项目的开展过程，总结经验、反思不足。文章最后将会讨论，在业务范围和组织结构既定的情况下，社工推动建立的石盆村茶业发展协会能走向综合农协吗？还是成立新的社会组织，以承载教育、文化、公共服务等功能，建立合作组织的联社？从山西省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的经验来看，社区发展需要各类合作组织联合，因此皖西南大别山区偏远特困村（石盆）生计发展社工服务项目是一个开始，需要社工在地耕耘得更久一些，我们才能有希望在石盆村看到一个社区综合发展的未来。

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把社会公平正义置于社会愿景和制度伦理的至高地位，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平的担当受到各界重视。民间自发的社会组织在不同时期对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尝试，而在政府主导下产生的社会工作有无面向社会公平是一个较少得到专门探讨的问题。本文立足本土情境，尝试梳理中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脉络并从中反思社会工作参与的特色与价值；进而以中国社会工作在专业教育、社会服务和社会政策三个层面对社会公平的作为来描述其发展现状；最后，文章尝试基于本土社会组织的经验指出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的推广，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但是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受到质疑。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表征之一是社工机构的专业化，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强大压力下，社工机构要走专业化方向，可以考虑将自己NGO化，按照NGO的运作逻辑和治理模式来发展，从而走上一条独立、自主和可持续的道路。本文通过笔者亲身参与和观察的案例，指出中国社会工作内部呈现多元的形态，虽然不是所有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都要NGO化，但是NGO化可以在帮助一些社工机构专业化的同时，也能促使整个社会工作专业更加独立和自主，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