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迅速加深，中国人群的健康和疾病模式正在从急性的传染性疾病向慢性退行性疾病转变，疾病和死亡风险也从儿童、母婴转向老年人。慢性病及其慢性伤残已经成为中国的头号健康威胁和疾病负担。考虑到健康和疾病模式是人口变化和社会变革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全面考察老年人口健康和疾病模式转变的原因、机制、特征和后果，不仅可以用来评估未来中国的医疗和健康需求，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检验、纠正、完善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

尽管涂尔干分析了19世纪晚期欧洲的自杀率问题，但是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家并不关心疾病和健康问题。随着20世纪以来流行病学的快速转变，社会文化因素在疾病和健康问题上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医学社会学开始快速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展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到20世纪60年代开始达到一个显著的发展水平。本章我们首先回顾了自19世纪以来的流行病学转变及其发展趋势，其次我们回顾了医学社会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最后对流行病学转变与医学社会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综合分析。

疾病和健康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具有较强的文化含义。一些疾病不仅仅具有生物学本质，而且具有社会文化内涵。对于某些精神疾病而言，更体现社会互动和建构的性质。此外，个体和社会群体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了疾病的体验和反应。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框架，社会建构主义对疾病和健康问题的社会文化定义、个体的疾病体验和反应，以及一些群体的行为或症状被医学化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能动性（Agency）和结构（Structure）的争论一直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议题（Archer，1995）。在融合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以及韦伯的生活方式概念的基础上，Cockerham提出了健康生活方式理论（Cockerham，2000；Cockerham，2005；Cockerham，2015a，2015b）。健康生活方式理论试图回答下面这样一个问题：个体的生活方式是个人自由意志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由其所在的社会阶层地位等结构性因素塑造，抑或是两者互动的结果？

生命历程视角认为成年人的健康状况部分取决于生命早期的生物学和社会因素，早期的家庭背景和经历决定了与健康相关的资源数量以及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暴露程度，这种初始差异随着时间不断累积，从而导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的健康差异随着生命历程而不断增加。另外，生命历程视角也认为个体的生命嵌入于历史背景和社会空间中并被其形塑，个体的健康发展轨迹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所提供的限制和机会下个体能动性的结果。

Link和Phelan于1995年在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上发表了“Social Conditions As Fundamental Causes of Disease”一文，提出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等社会因素可能是疾病的“基本原因”的理论（Link ＆ Phelan，1995）。作为一个中层理论，此理论一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目前此文被引次数已经达到4200多次，其影响可见一斑。基本原因理论首先指出了风险因素模型只侧重疾病问题“近因”的局限性，然后提出要研究疾病问题的远端原因，即“原因的原因”，即不仅要研究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的直接关系，而且要研究社会因素通过风险因素而对疾病和健康产生影响的机制。

本章考察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身体功能、抑郁症状以及自评健康上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身体功能状况上的差异不断扩大，在抑郁症状上的差异则没有显著变化，而在自评健康上的差异不能笼统地说是扩大还是缩小。此外，在相对比较富裕的地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所有三个健康指标上的差异是缩小的，而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则是扩大的。最后，本章提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要考虑生活在贫困地区并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

本章基于多状态转变模型研究了中国老年人中健康转变、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及其在不同年龄和连续出生队列上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无论是从日常生活自理到死亡的转变率还是从残障到死亡的转变率，中国的女性老人都显著低于男性老人，但是她们在残障发生率上却显著高于男性老人。无论是在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还是残障预期寿命的性别不平等都随着年龄增加而不断缩小。在连续的出生队列上，男性预期寿命的增加幅度要大于女性，而且无论是预期寿命的性别不平等还是健康预期寿命的性别不平等也是不断缩小的。未来的健康政策应该充分地引入性别视角，对女性老人的较高护理需求有相应的侧重。

本章利用全国性的长时期追踪调查数据，借助多状态模型考察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老年人在健康预期寿命上的不平等情况及其在不同出生队列和不同年龄上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在预期寿命上，农村老人低于城镇老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人低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人，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缩小；在健康预期寿命上，农村老人却高于城镇老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人仍然低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人，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缩小；在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例上，农村老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人都相对较高，并且这种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同时，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在年轻队列群体中，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健康不平等是增加的。最后，本研究提出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老人在预期寿命上的优势主要是发生残障后相对较低的死亡率导致，即残障预期寿命相对较长，这说明我国正处在一个残障不断扩张的阶段，这可能会给当前以及以后的医疗护理系统带来相当大的负担和压力。

基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本章首先讨论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与风险分配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然后，依据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数据，借助现代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的空气污染风险分配及其带来的健康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空气污染风险呈现出一种曲线相关，处于中等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区其空气污染风险水平是最高的。此外，本研究也显示，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后果也是不平等的，空气污染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损害是最大的，而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群体的健康损害相对较小。最后，本研究从风险分配、风险规避和风险治理等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