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厦门PX环境群体性事件以来，类似事件发生的频次在全国范围内有增无减。而每次回应类似事件的措施和事件结局几乎如出一辙。媒体形象地把事件的过程和解决总结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政府和商业投资方被迫撤销或搁置项目，向游行公众妥协和让步，来达到暂时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但是这远不是此类冲突事件的最佳解决方案，因为这种冲突解决方式并没有真正消除公众的戒备，获得公众的合作，对类似项目的决策和选点没有多少参考和改进的价值。在环境冲突与协商的国外研究中，由于冲突源于经济利益相关者之间不公平不公正的利益分配，因此环境冲突也被称为“非宪法根本权力性”“经济利益分配性”的冲突，这与国内政研智囊团把环境群体事件界定为人民内部矛盾有一定的可比性。本文以2013年下半年四家环保组织首次介入环境冲突管理的实际案例，通过研究和实际干预昆明安宁中石油1000万吨/年石化项目环评决策中的问题，对大型敏感项目的决策与环境群体事件之间的关系做了初步分析，同时也探讨了民间组织参与环境冲突管理和预防工作的重要角色和作用。

水电公司将完整真实的经济责任转嫁给纳税人的行为如果得不到抑制，水电开发加速快上的“热情” 就不会消退。同时， 江河生态红线的划定必须尽快落实， 在已建和未建保护区的河段开展及时、抢救性的研究和红线划定工作。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 推动河流的立法保护。

环境治理贯穿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使用的决策和管理全过程。无论是污染问题还是日益凸显的环境群体事件，归根结蒂都与项目决策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公众参与中的逢场作戏等环境治理缺失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近年来的政策和法律都在高调支持公众参与，但是一旦涉及重大敏感项目的信息公开申请和行政复议申请，权力机关仍然经常性地采用拒绝和拖延的策略。及时剖析和纠正环境治理的弊端，修补环境治理制度的短板，毫无疑问是建设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生态文明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2013年，环保公益团体广泛涉入环境治理领域，在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开发项目的环境决策中，要求环境信息全面公开，公众意见得到充分倾听，环境公益诉讼中环保公益团体的原告资格得到环境法修法的肯定，依法开展社会监督，问责环境违法行为。只可惜在日益严重的环境挑战面前，环保公益圈整体力量仍然势单力薄，致力于环境治理议题的组织更加有限，专门支持环境公益团体介入环境治理议题的社会资源更是关键的瓶颈。寄望中国慈善领域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方面的大胆创新，早日消除环境治理的制度障碍，为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改革总思路保驾护航。

2013年5月，云南省昆明市发生了反对PX项目的社会群体事件。之后北京和昆明的四家民间环保公益组织联合行动，通过多方法调查和问责该项目的环境决策过程，为公民理性参与环评行动、形成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管理的正常程序和机制首次做出了组织化、制度化、法治化的努力。该事件的过程证明民间公益组织是引导公众理性参与环保行动的无可替代的力量。这正是需要引起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重视的昆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