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人类面临着全球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挑战，诸如气候变化、资源日益减少、稀有物种濒临灭亡等。各国政府、环保组织、研究者共同致力于解决这一难题、应对这一挑战。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近２００个国家参加了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各国首脑共同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布了２０１５年地球大气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已经超过１００ｐｐｍ。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使海平面升高，全球约有４亿人口生存在海平面１米以下地区。２０１５年全球气温比２０世纪平均温度高出０.９℃。根据温室气体排放的速度预测，２１世纪末将有１／３的物种消失。２０１５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有近８４％的世界人口处于ＰＭ２.５的威胁下，全球每年有超过３２０万人口过早死亡。

本研究对国外环境行为已有的研究成果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进行分析。该软件是由陈超美教授于２００４年开发的，该软件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关注。从应用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科技政策、教育学以及具体的技术科学。

本章以（ＣＮＫＩ）１９９９～２０１８年公开发表的３０４篇环境行为研究相关的论文为样本，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文献进行关键词知识图谱、时间线视图、时区视图、突现词等分析，纵向回顾环境行为研究２０年所经历的四个阶段的历程，横向比较研究热点的迁移，发现环境行为研究前沿在向纵深方向发展，但是也暴露出环境行为研究中存在的难点和瓶颈，并尝试探讨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

２０１５年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发布了对全球４０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意调查结果。其调查了４０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全球重要风险的感知，这些风险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不稳定、恐怖组织、网络攻击等。有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认为最大的风险是气候变化和恐怖组织，有１９个国家的民众认为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的风险。

本章在文献研究基础上，通过对环境行为研究范式、环境行为概念和维度的梳理与阐释，进而构建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为提炼研究假设提供理论支撑，从而构建环境行为的实证研究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剧，中国城市环境风险日趋凸显。公众暴露于空气、水、垃圾、噪声等污染及生态环境破坏之下。从CGSS 2003、CGSS 2010、CGSS 2013数据上看，城市公众环境行为整体水平中等偏低，私域环境行为处于中等水平，公域环境行为较少。从10年的数据中发现，环境行为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提升，却明显滞后于环境关心和环境意识，表现出“知难，行更难”，面对环境日益恶化，城市公众表现出“无知无畏、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

本章通过CGSS 2013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组成主观、客观的嵌套数据，运用多层分析方法，试图构建中国公众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层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讨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围绕转型期中国特有的社会问题，剖析公众环境行为差异的深刻根源。

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公众环境行为和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不仅受到微观层面——观念层面、物质层面、实践层面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受到宏观层面——经济发展、政府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等指标的影响。本章主要对本书进行归纳。首先，对中国公众环境行为及其宏观、微观影响因素进行讨论；其次，结合我国转型期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实际，就如何培育中国公众环境行为，激发公众环境行为意愿提出建议和对策；最后，反思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未来环境行为研究提出建议。

环境关心、环境行为一直是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重点，而随着国内外环境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深入，环境行为意愿被验证与环境行为有着显著的相关，成为架起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桥梁。而目前在实证研究中，把环境行为意愿作为独立因变量的研究颇少。本文基于2013年的中国CSS数据，依据“生态对话”理论框架从物质、观念、实践三个层面，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意愿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个体差异性较大。在物质层面上，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信息获得越多，生活消费水平越高，环境行为意愿越强；在观念层面上，居民对当地环境状况认知越差，环境风险感知越强，环境信念越强，社会信任感越高；在实践层面上，居民的政治参与越多，环境行为意愿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