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从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居住模式的变迁、研究框架、研究意义、研究意义四个方面对本书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介绍。

本章研究细致描述了老年人居住模式的静态特征与动态演变，并单独刻画了老年人临终前的居住模式。这一研究回答了如下几个问题：老年人的居住模式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城乡差异或者队列差异？多代同堂模式、空巢模式、机构养老模式是否为稳态的居住模式？如果结论为否，相互转换的概率又是多少？老人临终前的居住模式会呈现怎样的特征？

本章研究探讨了城镇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居住模式的影响。城镇养老保险是政府养老支持的主要形式，而多代同堂模式是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资源的重要载体。因此这一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政府养老支持与家庭养老支持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抑或互补关系？换言之，政府养老支持力度的加大是否会“挤出”家庭养老支持？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究竟是逐渐加强还是趋于减弱？

本章研究着眼于居住模式对老年人福利的影响。“空巢”经常被解读为老年之殇，然而对于空巢是如何影响老年人各方面的福利这一问题尚缺乏严谨的科学探讨。本研究回答了以下问题：空巢是否会损害老年人的躯体健康？空巢如何影响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空巢是否会挫伤老年人的幸福感？空巢对老年人健康与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章全面分析了居住模式对男性与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更快这一现象给出一种新的解释:随着子女婚后更倾向于与父母分开生活，中国多代同堂家庭比例呈下降趋势，65岁及以上男性和女性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已从1990年的67.6%和74.0%分别下降至2000年的59.9%和68.7%，这成为女性劳动参与程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章尝试从子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子女与老年父母合住对其自身健康评价的影响。

本研究揭示了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是强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增进了老人与子女合住这种多代同堂模式的可持续性。并且,多代同堂模式对于老人及其子女的福利均具有正面的效应:既有效地改善了老人的健康状况以及生活质量;也有力地促进了女儿的劳动参与以及自评健康。

世界人口增长减速的根本原因是生育率急剧下降的趋势蔓延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低死亡率、低生育率的后人口转变阶段。这预示着人口红利将消失殆尽，劳动力资源将不断萎缩，老龄化问题将日趋严重。然而这些问题往往被掩盖在新人口高峰的讨论热潮之下。如何应对人口新形势，尤其是 低生育率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挑战，是世界各国和中国政府面临的难题， 也是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总结世界人口变化的新特征，回顾各国人口政策转变的轨迹，参考东亚各国的经验，提出对中国人口政策的建议。

本书为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融合经济学、人口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开展量化研究。从研究内容看，首先，本研究从人口经济生命周期视角切入，将中国的经济转型和人口变迁整合在统一的研究框架之中，系统分析中国劳动收入与消费年龄模式的变化、公共转移支付分配的代际不均衡与收入不平等、人口老龄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其次，本书通过跨国、跨期比较把中国置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对的环境中，在总结人口转型与社会经济变化普遍规律之时找寻中国的特色，在立足中国国情之时充分借鉴国际实践与历史经验，推动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国际前沿接轨。

中国自2016年开启全面二孩政策时代，2016年当年的出生人口数达到1786万人，比上年增加131万人，抵达21世纪以来出生人口数的顶峰，但仍然低于政府与学者们的预期（王广州，2016；翟振武等，2016）；至2017年，出生人口数再次回落，仅为1723万人，比上一年下降了63万人。诸多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中国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更替水平，晚婚和小家庭已经成为主流的婚姻家庭模式。结合国际经验，全面二孩政策乃至未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还是难以使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短期内回升至更替水平，难以显著降低老年人口的比重。而且，新增的出生人口无法抵消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群体，这对未来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快速增长影响甚小，并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彭希哲，2016）。可见，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本书后四章将着重探讨在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劳动收入与消费模式的转型、社会福利支出的分配不均衡以及中长期的政府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