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首先介绍了乡村振兴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其次介绍了中国农村老龄社会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最后介绍了中国特色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逐步兴起和推广的过程。

本章将追史溯源，对比中西方互助理念、互助组织和保障、互助服务，以及互助养老的发展，进一步地，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进行述评与分析。

借助社会系统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本章从村庄角度，构建了由各自独立又互融互通的四大内部系统和外部环境组成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系统，并提出农村老年人互助需求和互助状况的影响机制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章主要从受助者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农村老年人的精神孤独情况、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的照护方式，探讨背后的影响机制，挖掘互助养老的意义所在。

本章分析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服务互助和文化互助的状况及影响因素。这种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分析和探讨，恰为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实施对象、发展方向提供了具体的靶向。

发达地区依据自身经济、社会、人口、政策环境，已经探索了很多与地情相符、各具特色的互助型社会养老模式（主要表现为互助服务+设施/项目），在政府支持推动和村庄自发组织的共同作用之下，其特点在于：一是统筹管理评价，不少地区从乡镇或区县层面进行了统筹管理、评估，制定了相对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评价制度；二是相对稳定运行，除居家服务之外，互助服务亦融入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和项目运行之中，一般主要由政府和村“两委”出资。

与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农村在政策、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基于农村老年人需求、传统文化、组织力量以及政府政策推动，不少欠发达地区也探索出了以互助服务为主，同时进行资金互助以发展互助服务的有效模式，十分具有推广意义。如吉林延边由老年协会管理运行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大院，吉林松原由村“两委”组织运行的互助服务队+托老所，四川由社工机构（益多公益服务中心）和老年协会共同运行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广西宜州由老年协会运行的老年人互助服务项目等，集合了政府、公益基金会、农村社区、老年人家庭等多方力量，在政府财政支持力度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共兑支出、自我创收等形式，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和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本章将对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模式、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路径进行总结分析，希望能对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实践探索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本章对全书进行总结，对重点内容再次进行强调。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将进入急速人口老龄化（2020～2035年）和深度人口老龄化（2036～2050年）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面对疫情、萧条、战争（对抗）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秩序变化，面对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国特色老龄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经营性质和方式问题，也即社会化（互助合作化）和市场化的关系问题，进而进行相关理论探索和制度设计。与强大的政府和市场相比，社会往往被置于辅助或补充地位。由此社会化也空洞化，表征了非家庭化的意义。在这种发展思路下：政府主导建设以及政府依赖市场发展的老龄产业并没有达到预想效果，老年人有效需求不足，养老机构、社区（村居）养老照料中心等虽然硬件设施齐备，但是运营状况不佳，不少机构收不抵支，老年用品、保险、房地产等亦面临产品参差不齐、行业监管乏力、老龄金融业发展滞后、覆盖范围小等问题。故本课题组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中国特色老龄产业话语，市场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依靠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下的部分互助合作化而非完全依赖政府或市场化来发展中国特色老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