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法中的深度访谈法和文献法展开研究，尝试了解在市场转型影响下中国性别秩序的变化，以及女性在这种变化之中如何面对与平衡家庭和工作中两种不同的性别秩序的要求。在传统文化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之下，中国女性被规定在家庭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这个角色的扮演确立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和理所当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女性的主体性淹没在为家人的奉献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以行政总动员的方式很快在工作领域确立了“男女平等”的性别秩序，绝大部分的城市女性进入了社会的各行各业。这时一方面是各个单位成立了食堂、幼儿园等生活设施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另一方面在“舍小家、为大家”的意识形态下个体的家庭生活处于压制状态，因而女性所面临的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凸现出来。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效率优先”的市场理性的影响下，所有的个体都要求尽可能多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这时女性因为抚育成本带来的影响而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开始受到性别和年龄带来的歧视。此外，随着个体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家庭生活质量的要求成为一种正当的诉求，而这种诉求在传统性别秩序的规范下要求女性更多地关注家庭。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使女性面对工作和家庭的矛盾冲突显现出来，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城市女性来说成为一种生活政治。不再有统一的性别秩序模式要求个体必须遵循，女性个体根据自身的资源和情境进行了不同的选择。本文根据女性对待工作和家庭的不同选择和态度将女性分为“全职太太”、“单身女贵族”和“兼顾工作家庭”三种类型。“全职太太”是在适应家庭性别秩序的要求下选择了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她们在家庭中力求扮演传统性别秩序所要求的“贤妻良母”的角色。这种选择使她们避免了平衡工作和家庭带来的紧张，但是她们也面临弗里丹所说的“无名的问题”，容易在家庭中迷失自我。“单身女贵族”是处于一种延期进入婚姻家庭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她们往往选择工作成为生活的支点。她们对爱情和婚姻依然有着期待，但是她们的年龄和工作上的成就都和传统性别秩序所要求的“男高女低”的模式产生了冲突。“兼顾工作家庭”型女性是在两种性别秩序对女性的要求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于她们来说平衡的紧张难以避免。与此同时，社会分工对家庭功能的分化使这部分女性在家庭中的压力减轻，但与此同时她们也经常面临母亲关怀伦理对女性的要求和女性参与工作这个事实的矛盾。在女性不同的类型选择中体现了中国当代城市性别秩序的分化和女性主体性的发展。市场经济和现代性带来的个体自主性的增强、单位制的松动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为女性主体性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不同的女性需要根据自身所面临的家庭和工作的情境选择适合自身的生活形态，这种自下而上的女性主体性的发展有可能成为推动当代女性解放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女性主体性的发展也面临着市场转型和现代性带来的困境，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家的过度退却导致处于市场低端的女性缺乏应有的再分配机制的调节而承受着市场的过度剥削，导致这部分女性缺乏应有的选择权和机会，而现代性对性别秩序的冲击和分化则导致了女性在面对工作和家庭、稳定和自由、差异和平等时的两难选择。通过国家力量对女性的生育成本进行社会统筹，引导各类用人单位推行“有益于家庭”的工作政策、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女性的权益保护等措施可以使两性都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使人性朝着更为丰富和完善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一种在承认差异和女性主体性基础之上的平等的现代性别秩序。

社工机构是自主运营的社会组织，随着服务能力加强和服务范围拓展，与体制外的互动合作也逐渐密切起来，已呈现多元组织合作的重要面向。在多元组织合作中，社工机构具有扎根社区、人员相对有保障、专业定位清晰等优势，同时也面临需求信息匹配困难、跨界人才缺乏、配套政策不足等问题。本书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个案研究收集资料，探讨培育期后的社工机构如何进一步自主发展，提出建立多元组织合作网络、突破单一资金和项目来源的限制是可行路径之一。本研究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丰富了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在社会组织研究中运用和拓展了资源依赖理论和开放系统理论，对探讨在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背景下如何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具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