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关于正义动机的研究多以西方、受良好教育、工业化、富有、民主社会（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and democratic，WEIRD）的被试（特别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群体）为样本，并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区分的理论基础，发现西方人表达个人正义动机多从独立的自我参照视角出发，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美好世界；而中国人表达正义动机却从互依或他人参照视角出发，认为社会整体是一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和谐世界。近年来，主流学者开始意识到这样的研究存在重大的取样偏差或自我偏差、情境偏差，其揭示的人类行为特征（WEIRD）也是奇怪的。本文利用元分析技术，对36个中国样本（N=8396）的个人世道正义观（自我参照）与一般世道正义观（他人参照）的相关系数和均值差进行效果值检验。结果发现，个人世道正义观与一般世道正义观之间存在强正相关（r=0.64，Fisher’s Z=0.75），平均数差异显著，但效果值很小（d=0.20）；进一步的调节变量分析发现，只有在非学生样本、弱势情境下（如生活逆境），被试的个人世道正义观得分才显著低于一般世道正义观，即认为“自己委屈、他人应得”。总之，中国人的正义动机呈现低自我参照、高情境区分的特点，并非“独立”或“互依”就能简单概括的。

从进化的视角来看，集体主义强调人际互依与社会责任，因而会促进亲社会行为。然而，近来的跨文化研究发现，生活在集体主义社会的个体表现出较低的亲社会倾向，这挑战了经典的理论，也暗示集体主义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背后可能有一些深层的社会心理因素有待检验。本研究基于决策游戏任务，探讨了两个不同文化群体的集体主义和亲社会行为以及群体认同的作用。结果发现：一般亲社会行为、集体主义与群体认同上均无显著的群体差异，但是特殊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且群体认同在集体主义与特殊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集体主义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群体一致性和差异性——尽管总体而言中国人表现出一致的集体主义和亲社会倾向，但不同群体的集体主义对亲社会行为有不同的作用路径，集体主义更可能对群体身份相关的特殊亲社会行为起到促进作用，而对指向陌生人的一般亲社会行为作用很有限。

亲社会正义感是对他人不公遭遇的情感、态度与反应能力或行为倾向，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体现。考虑到不同阶层的文化和心理差异，本研究探讨亲社会正义感的阶层差异，以及个体主义对这一阶层差异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相对于高阶层，低阶层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亲社会正义感（主要是得利者正义感、过错者正义感）；同时，个体主义对亲社会正义感的阶层差异起调节作用，当个体主义较低（VS 较高）时，亲社会正义感有更大的阶层差异。研究揭示了亲社会正义感的阶层差异及其文化价值基础。当资源匮乏的低阶层不执着于个人目标时，则会在道德上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