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从对话与思考、目的和意义、理论框架与概念界定、研究的主要方法四个方面对城镇化的模式创新与风险管控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Ｊ村主动城镇化发展模式是来自我国农村社区层面的新型城镇化探索努力的一个代表性缩影，这些发端于基层的城镇化实践探索，以其显见的经济社会成就向我们展现出在城镇化发展领域模式创新的可能性与价值，以及多元社会主体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应然角色和社会功能。总体上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下述经验启迪：主动城镇化具有现实必然性，农民具有主动城镇化资格，主动城镇化具有特殊价值，主动城镇化具有普适价值。

它既是被整体结构所建构的，又是建构整体结构的一个因子，正是这种结构与建构的交叉与重合，规定了J村主动城镇化动力因素的类型与特点；也规定了各动力因素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形式；同时也规定了各动力因素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并最终建构起具有乡土性特征的主动城镇化动力运行机制。

作为本书的主要样本对象，上海J村人在城镇化实践历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角色扮演的方式，为我们探究农民的行动理性和行动能力之于新型城镇化的价值，探究农民“应然”的城镇化角色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实践案例，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一典型案例的深究，发现传统农民能力提升、角色转换的基本路径，寻找背后蕴含的具有规律性的社会事实。

苏南模式下的就地城镇化和就近城镇化也会遭遇到风险，但这种风险，不会是灭顶之灾：风险出现之时，会有国家和政府的大力干预、及时的帮助和到位的扶持，也会得到社会各方的帮扶，甚至在风险处于潜在状态时，就有很多人在研究与预防。而以J村为代表的主动城镇化探索实践，即便是经受着与苏南模式相同类型的风险，也因为其纯粹的草根性质以及各种打擦边球行为，自身承受着更大的风险与挑战，再加上它突出的创新特色，使其显在与潜在的风险也具有特殊性。

对可选择的风险实施趋利避害处置，对不可选择的风险实施事先识别并加以不断的管控，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化的创新成就，实现城镇化的理性发展，是城镇化发展到今天对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出的可以完成的创新发展使命。以J村主动城镇化为例，我们认为，可以在四个领域对潜在与显在的风险做出全新的选择与管控。

在研究城市社会时，我们时常因为对“管理”和“治理”这两个概念的选择而纠结。从学理意义上讲，这两个概念内涵明确，边界清晰，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却难以置信地纠缠在一起，明明是管理的，却有着治理的外衣；明明是治理的，却以管理的形式出现，这或许就是社会转型期的“转型现象”吧。研究发现，管理和治理的纠缠程度与城市的发达程度具有正相关关系：越是发达的城市，管理与治理纠缠的程度就越高，这种纠缠往往不是披上了治理外衣的管理，而是有着一颗治理“红心”的管理：行动理念、行动方式和目标指向皆为治理，却习惯化地沿用“管理”一词。本研究的样本城市杭州，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在很大程度上，管理已经让位于治理，治理的现代化已全面展开，但在具体实践领域，“管理”依然是人们的习惯性用语。本着尊重研究样本的原则，在非必要之处，本研究沿用实践中的“管理”用语，以向读者展现原汁原味的客观实在。2017年，在撰写出版《城市管理学》71578377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的时候，我们对我国城市治理发展态势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城市治理进入黄金期。”当时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有三。第一，实践领域中城市管理迅猛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级别的城市管理机构在全国各地普遍成立，其管理触角不但遍及城市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而且以小城镇为依托，延伸到所辖的农村区域，可以说，城市管理已经成为政府管理城乡的重要抓手；二是城市管理的职能不断增加，“大城管”的概念甚至都不能涵盖城市管理的实际内容了。同时，城市管理不断规范化、科学化，城市管理从初始状态的“摸着石头过河”，并被社会各层人士不断诟病，发展成初具现代化特质的城市治理朝阳事业。第二，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将城市管理日益打造成为城市社会最重要的管理事业，并将之推进到治理的高度，置于城市社会最关键、最核心的位置。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正式告别农业社会，进入城市社会时代。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种城市问题纷至沓来，多米诺骨牌效应让城市人应接不暇。当城市问题多发、频发，城市管理效果不佳之时，城市居民，包括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对城市品质的要求、对自身生活品质的要求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迅速增多。再加上中央顶层设计对诸如改善城市秩序、促进城市和谐、提升城市品质、优化城市生态、完善城市文化等的高度重视和全面强调，助推了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对高质量城市管理的客观要求，导致现有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管理绩效与城市居民的需求之间存在不小的落差，有时甚至出现严重脱节现象，城市管理成为现代城市良性运行、和谐发展急需补齐的短板，成为城市和谐发展最需要攻克的难关。71578378正是上述因素凸显了城市管理在城市中的关键作用和核心位置。第三，党中央的顶层政策设计。2015年12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抓城市工作，一定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紧接着，2015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进一步强调要“以城市管理现代化为指向，以理顺体制机制为途径，将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作为推进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等有机结合，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推动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促进城市运行高效有序，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71578379围绕城市管理问题的中央顶层设计，既是对实践中城市管理现状的回应，也是对市民需求的回应，还是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知和对城市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规范与引领。所以，在彼时我们认为，上述三者已经集体发力，正在并将共同建构起一个气象万千的城市管理朝阳事业。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城市管理问题发表重要指示：2016年3月5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城市发展。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715783802018年11月，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提高城市治理水平，一定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我们创建国际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我们要为此再进一步努力。”71578381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又指示：“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生活环境、社会秩序等方面都体现着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情办好。要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聚焦基层党建、城市管理、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等主责主业，整合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面向区域内群众开展服务。要推进服务办理便捷化，优化办事流程，减少办理环节，加快政务信息系统资源整合共享。要推进服务供给精细化，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对接群众需求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715783822020年3月，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要着力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要夯实社会治理基层基础，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715783832020年4月，在浙江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71578384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管理、城市治理的持续关注和重要指示显示了城市治理在城市现代化发展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和作用。

北宋词人柳永的传世名作《望海潮》这样描写当时的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相信学过、看过或者听说过柳永这首词的人，很难不为美丽富裕的杭州所吸引、所倾倒。而今的杭州，市区面积已经扩展到约8000平方公里，不是旧日的杭州可比的；城市人口突破了1000万人关口，也早已不是“参差十万人家”的古杭州可望其项背的了；但是，可以比拟的是，杭州依旧“豪奢”常在，特别是近年来，以电商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异军突起，杭州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发展时代，城市能级迅速提升；杭州依旧“好景”长存，“西湖时代”的秀美依然，“钱塘江时代”的壮观可期，“忆江南”，最忆的还是杭州。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还是自然生态环境，乃至空间结构形态，在“硬件”方面，杭州都是过硬的，配得上“人间天堂”之美誉。我们一直坚信，“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城市的初心与使命，但是，长期以来的发展让城市与其初心、使命渐行渐远，“城市病”不断出现，“大部分人达成共识的看法是，城市规划是一个解决美国城市问题的途径的幻想破灭了……规划设计承诺的‘公园里的城市’常常演化为‘停车场里的城市’”。实际上，城市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城市最关键的要素始终是人，城市的良性运行、和谐发展服务的是“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保证、促进或者阻碍、干扰城市良性运行、和谐发展的还是“人”。因此，从“人”这个关键要素入手谋求良方，是治愈“城市病”的不二法门。围绕着“人”可以做很多文章，城市规划与建设始终致力于“硬件”打造，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因此，我们可以推知它不是最好的方法和最佳的选择。城市治理顺势而生，以“软件”打造为基础，借助“硬件”的支撑，逐渐理顺了诸多的城市痼疾，让人们感受到了最终消除“城市病”的希望——城市治理不仅“理事”，还能“管人”，它能够从理念、信念、思想干预入手，建构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文化，形塑城市人的现代化理念，规范与约束城市人的城市行为，进而外拓至城市的方方面面，最终达致城市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令人振奋的是，在“软件”方面，杭州市的城市治理者们经过不懈努力，也交出了一份成绩优秀的答卷。“硬件”“软件”的互构与协同，成为杭州市“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重要抓手和成功密码。杭州市城市治理者是打造“软件”的高手，成就了“全国城管学习杭州”的业界时尚，本研究的样本对象江干区城管局更是杭州城管的标杆和样板。江干城管人“四化协同”的治理实践，对杭州城市治理、浙江城市治理，乃至全国的城市治理，以及传统的城市管理转型为现代化的城市治理，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是可以被推广的。

如何建构党建工作与城市管理中心工作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既是一个实践话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话题。用运行论理论视角分析，我们会发现，二者有着各自的工作领域、本质特征和运行规律，因此，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二者间的个性差异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是泾渭分明的，甚至可以说，二者间可能存在着明显的运行冲突，这是建构二者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的天然障碍。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决定了党的建设工作的任务、目标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管理目标的同一性和一致性特征。因此，二者间的个性差异就不具有绝对性，二者间的运行冲突就不具有根本性。换句话说，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们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与和谐发展的基因。因此，在城市管理实践过程中构建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可能的。但是，天然的亲缘关系与和谐发展的基因并不意味着二者能够自然而然地达致协调与和谐，也不意味着二者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就能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党政关系的发展历史证明，构建二者良性运行、和谐发展的关系模式，特别是构建二者相互促进、协调、高效发展的关系模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党政关系已经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有学者将之划分为“‘寓党于政’、‘以党代政’、‘党政分开’、‘以党统政’四个不同阶段”71578408。姑且不论“四阶段说”是否能够精准地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的实际状况，但就其中彰显的复杂变化情况，便能看出探索二者间和谐关系历程的曲折和艰难。江干区城管局的“四化协同”实践，从一个具体可感的层面，为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党政关系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即党建工作与城市管理中心工作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为我国党政关系的构建，特别是为城市管理界正确理顺党政关系提供了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