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官办慈善存在的诸多弊病，是引起舆论诟病的始作俑者，但实际上，慈善意义和基本价值的缺失、公众认同的转变和分化才是诱发信任危机的真正原因。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慈善事业受到排斥，彻底中断。1994年，党和国家“为慈善正名”，赋予慈善合法性，不仅让慈善在中国社会“复活重生”，而且开启了官办慈善事业二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期。但是，国家恢复和承认慈善的“角色”，建立在治理社会、维护稳定的刚性需求之上，在于利用慈善事业的治理功能满足社会转型的实际需要。在党和国家的视域中，慈善只是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而存在的。它们接受的仅仅是慈善的实用价值和外部性功能，并没有从根本上接纳慈善所蕴含的真正意义和基本价值。社会认同价值的缺席，为官办慈善事业陷入认同危机埋下了伏笔。因而，推动慈善事业的深度转型，不仅要转变慈善事业的组织架构、治理结构、运行机制，还要重构慈善事业的社会认同和价值基础。

“权利范式”和“策略范式”，是“业主维权研究”这一共同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权利范式”凸显了业主的主体意识，而“策略范式”则突出了业主的行动过程。二者虽各有侧重，但都是对行动者主体能动性的强调。在“权利范式”和“策略范式”取向的研究者看来，业主为了权利而抗争，展现出可贵的公民智慧和勇气，标志着业主正由传统的臣民意识向现代的公民意识转化，正在构成公民成长和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片断。无论是“权利范式”，还是“策略范式”，都有过度推崇行动者“主体性”之嫌。业主维权行动的意义和价值被乐观化、浪漫化处理。恰恰由于“权利范式”和“策略范式”忽视了“国家”在业主权利行动中的影响，才使二者陷入对公民权和公民社会的狂热想象之中而不能自拔。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国各级慈善会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疫情防控、聚焦群众关切，广泛开展慈善募捐活动，壮大慈善资金规模，拓宽慈善救助领域，打造慈善救助品牌，共促慈善健康发展。尤其是中华大地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各级慈善会情系疫区人民，与全国人民心手相连，同心抗疫，书写了一曲注定写入中华慈善史的壮丽凯歌。在抗疫前线，总能看到慈善会组织的旗帜招展，一个个志愿者的身影活跃忙碌；在扶贫现场，总能看到慈善会力量的精准善举，所有慈善工作者都是为大爱所大写的人。各级慈善会用“慈”心“善”意联结起合力同心，为民解困、为民服务，助推中国慈善事业行路致远、砥砺前行。在实践探索中，各级慈善会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组织体系日趋完善，项目服务成效显著，慈善救助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治理更加规范，信息日益透明，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但慈善会系统也面临着组织定位模糊、筹款方式滞后、救助项目单调等方面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