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20多起重大污染事件中,大部分发生在中西部。同东部相比，中西部生态环境更加脆弱，稍加扰动即可能产生剧烈影响,加上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较弱，治理技术又不占优势，因此具有更高的环境风险。

美国草根环境运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出现便迅猛发展。弗饶登博格和斯太因萨皮尔（N．Freudenberg and C．Steinsapir）认为，有三种因素促成了这种状况的生成。一是二战后美国石化产业的扩张导致环境状况的恶化；二是卡逊等人的著作、“地球日”运动的宣传、反对核能和地上核试验活动的开展、全国性环境组织的出现导致民众越来越认识到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三是六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在行动策略、组织与领导能力、资源动员等方面带来的帮助。

农村环境冲突一般都是由环境污染所导致，因此，分析环境冲突的生成必然涉及环境污染的根源问题。童星曾根据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性质，将我国的社会问题分为三大类，即全球性社会问题、变迁性社会问题和转轨性社会问题，并且把环境污染问题纳入全球性社会问题之中。就其波及范围而言，环境污染确实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在中国就其生成机制和严重程度而言，却与社会变迁和体制转轨密不可分。有鉴于此，本文从变迁和转型两个维度探讨环境污染和环境冲突的生成机制。

根据农民环境抗争的规模大小和组织化程度，我们可以将农民环境抗争划分为三种基本形式。一是个体抗争，即环境污染的个体受害者单枪匹马进行抗争。这种抗争通常出现于非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件的初期，由于污染损害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尚未凸显，因此，往往只有污染危险意识相对较早觉醒的个人或极少数人进行抗争。二是集体抗争，主要指与某个污染侵害事件直接相关者纵向联合起来的抗争行动。三是联合抗争，指不同地区因为环境污染而受到侵害者横向联合起来的抗争行动，这种抗争可能是由同一污染问题所触发，如某个河流流域内的居民因河水污染而奋起反抗。

1987年，美国学者巴特尔（F.H.Butte）在评价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互隔绝的问题时说：“环境社会学的理论核心的主导特征是其主要以结构性分析为主，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以便融入主观性和行动者；同样，大多数环境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只接受了主观主义者和微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如果接受更宏观的结构性理论指导，一定会获益匪浅。”10506674巴特尔的这段话指出了环境问题的研究者既要重视微观事件的内在发展动力机制，也要重视宏观层面的结构背景。从前文的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民众环境抗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前者，对于后者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外部环境对农民的环境抗争非常重要。上文所列举的1973年河北省沙河县褡裢乡赵泗水村发生的环境抗争事件最终得到解决是在1979年，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由此可见，缺乏有利的外部环境，农民的环境抗争会变得较为艰难。

与外部政治环境相比，国内学者对于农民环境抗争的内在动力机制方面的探讨较多，如农民集团环境诉讼所面临的四大困境以及村民们克服这些困境的动力机制与应对策略；民众参与环境运动的动机结构及其折射出的动员机制；农民环境抗争中的认同建构；农民环境抗争的发展过程及各阶段的行动策略；地方性文化在农民环境抗争中的社会动员作用及其与农民环境意识的连接；关系网络在环境集体维权行动中的作用；等等。本文以苏北N村的铅中毒事件为个案参与讨论这些问题，同时对现有讨论还没有涉及的问题，如农民环境抗争中的心态与情感等进行补充。

关于如何治理环境冲突问题，国内学者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主要思路有面向政府的，如于建嵘认为，改变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是预防和制止发生环境污染冲突的关键所在，因为，从根源上看，政府职能缺位和错位应对环境污染冲突及发生的后果承担责任；有面向公众的，如杨仁泰提出，信息公开、让公众充分参与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可以化解环境冲突；还有一些激情化的建议，如对不怕环保监察和污染处罚的企业要反复督察、穷追不舍；要动用新闻媒体的力量加强舆论监督；要提高群众环境维权意识，使他们打消害怕受到打击报复的顾虑，挺起腰杆与环境污染行为做斗争；等等。这些建议的缺陷在于，第一，它们只能针对污染“妄为”和环保“不为”，没有触及环保“不能”。盛产芒硝的苏北B镇副镇长曹俊成曾向笔者说了这样一段话：应该说，绝大部分企业对于污染问题从内心来说并不愿意发生，他们也知道发生污染对于企业和群众关系，企业的名誉等都有不利影响，但由于工艺水平的相对落后，污染防治成本高昂等原因企业污染既很难避免也较难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