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我国海洋法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已生效，国家海洋基本法的立法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本文试图在对2015年以来我国海洋立法进程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为我国海洋基本立法和海洋法治体系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2017年，我国在海洋立法方面取得了两项重要进展。一方面，在国家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修正）取消了入海排污口的行政审批制度，强调加强对入海排污口的事中和事后监管。《海洋倾废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也优化了国家对向海倾废事项的管理，完善了相关配套制度，并出台了相应的实施办法保证条例的有效施行。另一方面，国土资源部制定并实施了《海洋观测资料管理办法》和《海洋观测站点管理办法》两部规章，规范了我国的海洋观测站点和海洋观测资料的管理。

2016年，我国在海洋立法方面取得两大重要成果。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正案）》审议通过并颁布施行，构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新法围绕着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增大违法处罚力度和贯彻中央“放管服”政策的目的，增设“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取消了环境违法的行政处罚上限，并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随着以“生态保护红线”为核心的配套制度陆续出台，海洋督察工作也在顺利推进。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通过设立勘探开发许可制、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与资源调查、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等制度，首次实现了我国以法律制度形式对深海海底勘探开发活动的规制。这不仅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的体现，对于免除我国担保国责任更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