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组织的增长其在不同范围内、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用人方面、资金管理使用方面以及活动事务方面的腐败，而且各类社会组织的腐败还表现出一些个性化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大了建章立制的力度以规范社会组织日常行为和预防腐败发生，进一步加大了完善社会组织架构的力度以铲除社会组织腐败土壤，进一步加大了开展专项行动的力度以治疗社会组织腐败病灶，社会组织正风反腐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展望未来，社会组织存量腐败问题暴露的可能性、发生增量腐败的可能性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社会组织及其腐败问题的程度可能进一步增加。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务必纠正“社会组织腐败问题不大”的偏向而更加重视社会组织正风反腐工作，同时，进一步抓好分类推进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发挥好社会组织作为腐败治理主体的独特作用。

为评估新形势下基层公务人员的廉洁状况，本项研究对东中西部10个省份的中小微企业和基层干部进行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目前政商关系“清”的程度有所提高，但是“轻型”腐败行为、不当行为和不作为等做法比较普遍，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困扰，而“亲”则成为政商关系的禁忌。本文认为政府监管机制和标准措施、政策评估和调适机制及政策宣传解读培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诱发当前“轻型”腐败行为、不当行为和不作为等问题的主要体制机制原因。必须通过改革纠正这些深层次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水平不但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序推进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质量，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性变量，迫切需要把握全面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与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互动关系，从乡村公共职能、乡村公共决策、乡村公共服务三个层面，审视乡村社会公共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最迫切需要的供不应求与不是最迫切需要的供大于求，有效破解基层群众对公共资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困难和缺乏影响力的难点堵点，确保公共服务满足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公共决策实现农民最广泛的参与、公共权力满足农民最根本的愿望。为回应时代命题，本刊组织了7位学者围绕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与地方实践进行了探讨，助力于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