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幸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现世与世俗的议题。假如向人询问“幸福”问题，一般的答案大多会指向两个维度：一是物质的丰足、人际关系的和睦等现世的层面；二是民族、国家的集体幸福层面，即国家的富足、安定乃至强盛，这种集体主义的“幸福感”自然存在历史原因，使得中国人往往将个人的幸福与国家、民族的幸福联系在一起。要理解这样一种国家、民族的共同体幸福感，首先要考虑晚清以来的社会、政治变局，只有观察晚清以来的东西交涉与现代化的转型，尤其是20世纪的革命风潮，我们才可以通过历史的回溯来理解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的变迁过程。但是，这就是中国人“幸福感”的全部内容吗？纵览中国历史，对于“幸福感”的理解其实有着丰富的内容，不仅仅停留在温饱富足的层面，也不只存在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幸福感，还存在更高的“超越精神追求”的层面。这种“超越精神追求”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粗略而言，可从精英士大夫和民间百姓等不同社会阶层来看。于士大夫而言，入世兼济天下基本构成了他们的最高人生目标，因此“内圣外王”成为衡量士大夫成就的标准，也是其人生意义的归宿所在；而对于民间百姓来说，则以三教合流的民间信仰来提供生命幸福的最终理由与目标，如佛教的往生西方、道教的羽化成仙等。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本研究所要考察的“幸福感”，试图从“幸福”一词的历史含义入手，大体将幸福感分为物质、社会以及宗教三个层面。

本章从“新时期佛教的革新与困境”和“为己祈福:隐藏的信仰”两个方面简述了新时期的中国佛教发展，认为该时期的主旨是“信仰的挑战与幸福感的重塑“，且认为佛教信仰在社会主义初期的基本处境是信仰生活的“内卷化”与“私性化”。

本章以“蛰伏的信仰与幸福感的迷途”为主题，从“坚冰的融化：宗教政策与佛教的复苏”和“科学主义与特异功能:‘气功热’背后的信仰误区”两个方面论述了1978～1999年间我国人民信仰状况。

本章的主题是“消费主义的焦虑与寻找幸福：佛教信仰的悖论”，从“白领梦的幻灭:中产阶层的佛教信仰”和“权力与财富的焦虑:社会精英群体与佛教信仰”两方面论述了2000~2010年间我国各阶层，尤其是精英阶层的信仰现状。文中指出：经过世纪八九十年代，佛教信仰的恢复与酝酿，加之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转型，目前中国佛教信众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变主要与年龄、社会阶层等指标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经历了相当剧烈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不仅社会组织结构出现巨大变化，而且民众在行为方式、价值认知、信仰取向等方面也有相当明显的转变。就佛教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佛教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处于非常萧条的状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宗教政策的恢复，佛教开始有了合法活动的身份与空间，但由于僧团的萧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佛教界的重中之重都是恢复僧团组织和僧才教育。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民众中间普遍洋溢着一股乐观主义的情绪，这种乐观的幸福感主要来自政治环境的宽松与人际关系的正常化，这种“去政治化”下的幸福感，主导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气氛。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的恢复，社会的稳定，“气功”以一种挑战科学的“准宗教”角色出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气功热”。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与民众财富资源的快速积累，随着新一代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的成长，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开始出现了新兴的白领中产阶层以及拥有较多社会财富与资源的精英阶层，这种社会结构的改变显然也在悄悄改变着都市的心理结构，关于幸福感问题，对于新兴阶层而言，显然具有与上一代人不同的意义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