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考察的对象不仅包括城镇居民的社会流动对外来人口歧视态度的直接影响机制；而且考察社会流动带来心理感受（相对剥夺感）、社会信任、社会认知（社会公平感）、生活幸福感、社会交往等的变化，进而导致外来人口歧视态度改变的间接影响机制。通过全面分析社会流动影响外群体歧视的内在机制，不仅可以丰富社会流动后果研究分支成果和拓展外群体歧视研究视角，而且可以为减少外群体歧视与促进外群体融入提供实证启示。

本章利用CGSS2010的数据考察了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现状，并分析人力资本、家庭禀赋等因素对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农民定居城镇的意愿总体并不强烈，只有约11%的农民真正愿意到城镇定居；定居层级上，小城镇、县城/县级市是大部分农民的首选地。第二，农民人力资本越丰富，城镇定居意愿越高；农民家庭非农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定居城镇的意愿越强烈；家庭总收入、家庭非农收入比例、家庭相对收入地位等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家庭经济资本中的家庭住房面积和家庭自然资本对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有负向影响。第三，不同地域类型的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别。在东部地区，受教育年限、语言能力、家庭总收入、家庭非农劳动力数量、住房面积是影响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显著因素。在中部地区，年龄较小者，受教育年限较高的农民，定居城镇的意愿较强；家庭经济资本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影响显著。在西部地区，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主要受到个体的非农经历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影响。

对于农民工来说，居住证制度弱化了原有户籍管理的桎梏，为其享受常住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了制度机会；也为有能力和有条件者打开了获得城镇户籍的通道。但同时应当看到，一方面，申请和颁发居住证都较为容易，但是将其所涵盖的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落到实处，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财力，因而在实践中经常打折扣。另一方面，如果持有居住证就可以获得与市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那么转换户籍的必要性就会大为削弱。因此，很难直接从理论分析本身判断居住证对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的作用方向及作用力，而从制度层面定量考察居住证对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的影响就十分必要且重要。在户籍制度全面放开和居住证赋予的“准市民待遇”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居住证制度对农民工的城镇户籍转换意愿究竟是发挥着过渡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其效应在不同农民工群体中是否一致，其作用路径如何？本章将深入考察居住证的城镇落户效应，以期为农民工的完全市民化和户籍城镇化提供参考。

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不仅面临二元城乡制度、社会经济结构压力，而且面临二元生活习俗、语言、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民族文化差异。少数民族农民工从落后封闭的地区向先进开放、以汉文化为主的城市流动，不仅是空间上从农村移居到城市，也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移民”。他们只有将本土民族文化与城市文化有机整合起来，习得城市主流文化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形成心理归属和城市认同，才可能全面融入城市。因此，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文化适应程度直接关系其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城镇落户动机。

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尤其是要解决好举家迁移农民工及家属等重点群体的落户问题。本章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举家迁移对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非举家迁移农民工相比，举家迁移者的城镇落户意愿显著提升。在使用倾向得分控制样本选择性偏误、利用CMP方法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且稳健。举家迁移在不同群体中呈现较大差异，举家迁移对一线城市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其他城市；对于在本地拥有自有住房的农民工来说，举家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其城镇落户动机，非举家迁移者反而更愿意落户城镇，这可能与未随迁成员本地公共服务需求未得到满足有关，因此更愿意落户城镇以获取均等化公共服务。随着本地活动参与度逐步提升，举家迁移对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的影响逐步增强。对于拥有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来说，举家迁移带来的城镇落户意愿效应更明显。此外，举家迁移还会通过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强化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现代化、城市归属感，间接增强农民工的落户动机。

尽管有研究证实方言技能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但这些研究还存在拓展空间：一是以上学者都是将方言技能作为辅助变量或者控制变量进行分析，而不是分析重点，尚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视角。二是既有研究仅从流入地感知和归属感角度分析了语言对落户意愿影响的中介路径，语言是否会通过其他中介变量（如收入、社会交往、社会认同等）间接影响进城农民的定居决策，有待进一步分析验证。三是当前研究基本以珠三角、福建等地区为主，缺乏全国性的抽样调研，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考察。因而本研究试图从上述三个方面出发，借助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方言技能为主要自变量，探讨方言技能对进城农民落户意愿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以期为新户改背景下促进进城农民的城镇落户提供启示。

长期以来，由于城镇户籍难以获得以及城乡差距的客观存在，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或者假设，只要制度和政策允许，农民工是愿意转变为市民的。然而，随着积分入户政策在全国多个地方的推行，农民工获得城镇户籍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为何他们加入城镇户籍的比例仍然不高呢？落户行为是由落户意愿转化而来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从农民工的真实落户意愿方面寻找答案。影响农民工真实落户意愿的因素涉及多个层面，其中就业具有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就业既关乎生计，又关乎尊严；既是农民工获取城市生活资料的主要途径，又是其提升社会身份、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高质量的就业不仅能够直接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境遇，还会促使其对城市生活实际所得形成积极感知，从而可能对落户决策产生影响。虽然已有少量研究从就业质量视角入手探讨农民工的落户意愿问题，但在数据范围、指标完备性等方面都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有鉴于此，本章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就业质量、获得感和农民工落户意愿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从理论层面进一步厘清就业质量影响获得感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在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系统分析，可以较好地预测并通过改善就业质量从而影响农民工的实际落户行为，这对于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新型城镇化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现阶段关于获得感的研究成果虽逐渐增多，但关注的重点对象是大学生、城镇居民等，基于农民工视角的获得感研究仍显得较为薄弱。作为占人口总数近1/5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的获得感状况不仅关乎自身生活质量，而且事关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关注并把握农民工的获得感状况，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内容。那么他们的获得感状况如何？有哪些主客观因素会影响其获得感？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既能够丰富学术界关于获得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的学术成果，又能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经验依据。鉴于获得感包括客观获得与主观感知两个基本面向，本章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视角来探究农民工获得感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就业质量、生活控制感与获得感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尝试从就业质量角度提出提升农民工获得感的对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