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长寿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目标之一，从上古时期的神农尝百草传说，到当前新冠病毒肆虐背景下人们奋力抵抗疫情，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 然而，人们身心健康发展的决定因素纷繁复杂，并且社会现代化发展本身也产生了诸多影响健康的因素，这也成为研究者在该领域内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原动力。

自20世纪末以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社会资本与健康的研究越来越丰富（Kawachi et al.，1999；Poortinga，2006a；Giordano et al.，2012；Fiorillo and Sabatini，2015；Arezzo and Giudici，2017b；Zhang and Jiang，2019），其中普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策略在流行病学及医学社会学领域内被广泛应用（Ferlander，2007；Kawachi et al.，2008）。然而，关于社会资本与健康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已有研究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Kawachi et al.，2013），这既因为因果关系的确定比较复杂困难，也因为研究者目前并没有对二者的因果关系进行充分探讨。最近的一篇综述文章指出，仅有不到2%的社会资本与健康研究注意到并尝试利用具有因果推断效力的统计分析方法去检验二者间的因果关系（Xue et al.，2020）。据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社会资本与健康研究是如何发展到因果关系研究阶段的，明确为什么社会资本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检定中存在内生性问题，并充分了解当前社会资本与健康因果关系研究已经发现和报告了什么样的结果。当然，更多的经验研究采用了非因果推断统计方法来研究社会资本的健康效应，其所得出的研究结果虽然同样具有参考价值，但相比而言，采用了因果推断统计方法的研究所得结果一般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据此，本章对社会资本健康效应的文献回顾部分主要关注后者。

CFPS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等机构合作开展，是一项始于2010年的全国性数据调查，目标人群既包括16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和非学龄儿童，也包括16岁以下的学龄阶段儿童。

健康不平等历来都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微观层次上，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之间的差异。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由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塑造形成，大量研究指出，男性在自评健康、两周患病、抑郁水平等健康结局上往往优于女性（张冲等，2016；郑莉、曾旭晖，2016；Jiang and Wang，2020b），但女性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Wilson et al.，2020）。由于身体机能的老化，个人身体健康指标一般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变差（陈心广、王培刚，2014），但不少研究发现自评健康、抑郁或焦虑等主观健康指标往往在老年时期略有好转（Jiang and Wang，2018；Jiang，2020；Jiang and Zhang，2020）。

在公共健康及医学社会学领域，信任是最受理论与实证研究者关注的社会资本元素，已经成为不少研究中以个人为主载体的社会资本的代理性指标（Chen and Meng，2015；Jiang and Kang，2019），这与普特南的社群主义思潮在公共健康领域中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Kawachi et al.，2008）。不过，虽然个人取向社会资本或信任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已经十分常见了，但已有关于个人取向社会资本或信任和健康关系的研究较少考虑其中的内生性问题。根据Xue和Reed（2020）的综述性研究，考虑因果关系并做出相应分析的社会资本与健康研究文献仅占其纳入分析的470篇文献的1.9%（9篇），因此他们也强调了加强社会资本与健康因果关系研究的必要性。

家庭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尤其是在我国“家本位”观念的影响下，家庭内部成员间的社会资本等资源实际上是可以共享的，大多数情况下存在一种“不分你我”的共生关系，其能够成立的基本条件是基于血缘和姻缘关系形成的家庭关系是初级的、亲密的，以及我国独特的“家本位”的家庭文化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疫情给线下社会联系带来了诸多不便，线上社会联系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越发增强，线上网络社交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尽管一些研究已经发现网络社交社会资本或多或少能够改善个人健康（Oh et al.，2013；Yap et al.，2019；Dang，2021），但鲜有经验研究探讨其与线下现实社会资本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健康，而且已有研究大多以青少年（主要为在校中学生、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少有研究以全年龄段成年人为对象探讨网络社交社会资本、现实社会资本与健康三者之间的联系。

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在近20年来受到了诸多关注（Kawachi et al.，1999；Moore and Kawachi，2017），多数研究发现了社会资本的健康促进效应（Kawachi et al.，1999；Kim et al.，2006；Meng and Chen，2014）。然而，在我国情境下研究社会资本与健康，我们不仅需要注意到跨文化适用性问题，还应当深刻理解社会资本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我国居民健康影响的异质性问题。虽然近年来关于我国居民的社会资本与健康研究逐渐增加，但对于时间异质性的探讨，尤其是横跨数十年历史的经验研究明显不足。我国在近百年内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从20世纪50年代前的战争时期到50年代后的和平时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经济时期（1950～1977年）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77年至今），绵延60多年的户籍制度更是为社会分化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城乡制度壁垒（陆益龙，2003）。

在全球老龄化持续加剧、养老负担持续增加的背景下，中老年人健康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中老年人抑郁症是一个常见却又容易被忽视的社会问题，其严重制约中老年人的日常社会活动，是中老年人失能的主要原因（Lei et al.，2014）。在我国，约三成居民的伤残调整寿命年负担是由精神及神经障碍导致的（Charlson et al.，2016）。因此，社会各界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及相应的卫生投入也在不断增加（张霞、杨一帆，2017）。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社会资本的健康效应与健康机制吸引了大批研究者的关注，二十多年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积累都证明了，社会资本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多数情况下也是积极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并且社会资本影响健康的机制也是复杂多样的。 本书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社会资本与健康议题的可能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