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论发展型国家：中国道路实践》的导论，主要介绍了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增强、发展型国家框架的构建、发展型国家与中国实践。

经济增长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实现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手段。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看，没有任何事情比经济增长更能使一个国家有能力改善其成员的生活状况，包括最底层成员的生存状况。与此同时，不断扩大的收入鸿沟又是长期横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重要事实。那么，经济增长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围绕客体意义上的物质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机制构建了类型庞杂的理论模型。但是，理论应用于发展实践时面临严重的适应性问题。各个国家存在差异化的初始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制度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尊重这种事实上的差异，尊重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性，更多地转向对各种经济增长事实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发展完善经济增长理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客观事实就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尽管事实如此，长期以来这一点却被学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国民财富增进和国家繁荣是每个民族国家竭尽全力要实现的目标，现实却是有的国家极其富裕，有的国家极端贫穷。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当然，后发地区追赶先行地区的步伐从未停止，成功者有之，失败者更多。从根本上来说，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发生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场景中，并不存在某种一成不变的、完美的增长方式，增长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无法预设一个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或理想的发展方式作为后发地区的赶超目标。经济增长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发展阶段的推进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必须根据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国内外环境，选择现实可行的发展道路。但是，我们也不能假定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立足发达国家经验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依托发展中国家经验提出的赶超理论，都存在固有的缺陷。它们既忽略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资源禀赋特征，又割裂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阶段客观存在的市场联系，也就忽略了支撑不同类型地区经济起飞和高速发展的基础条件与环境方面的差异。鉴于此，本书重新审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化发展事实，意在强调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在不同阶段所适用的发展方式也是不同的，这是本书在理论方面的边际贡献所在。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验比较，也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中国的矛盾转化事实，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大多局限于经济领域讨论经济增长问题，忽略了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忽略了国家的异质性讨论，政治学理论虽然对国家进行了分类，但多是根据政治组织原则将国家分为民主型国家和非民主型国家，或是根据经济组织原则将国家分为市场型国家和计划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牢牢地占据主流话语体系，因而常常将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理想的国家和政府类型，在事实上忽略了其他类型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忽略了其他类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初始条件、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的广泛差异，本书认为不能简单地假定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完全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经济增长理论。本书希望超越传统的二分法，一是突破以往关于“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之争，将重点放在政府应当如何发挥作用而不是政府是否应当发挥作用的无止境纷争上；二是借鉴发展型国家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提出新的思路与解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鲜明地体现出市场增进取向，中国的发展成就与市场化改革密不可分，但是市场增进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国退民进”或者“去国家化”。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府-市场关系仅仅是市场的作用多一点、政府的作用少一点，那么中国发展道路顶多也就是欧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实现版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内涵也就无从体现。本书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最为核心的是体现了经济优先的导向，“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党、全国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坚持以发展导向增进人民福祉成为我国处理各类事务的基本主张。在具体的市场化改革实践中，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政府还通过大量偏向性政策强化发展导向，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内在要求。但是，目前从发展型国家视角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文献尚不算多，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经验尚没有在发展型国家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国内学者对发展型国家经验的观照也不足。事实上，中国的政府-市场关系在发展型国家理论场景中呈现另一番景象，这为理解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参考。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偏向性政策激励某些区域、行业和部门先行发展具有现实性、必要性，获得偏向性政策支持的先行部门在道路探索和制度试验的同时也在不断向全国其他区域和部门推广，因而具有合理性。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主体产生了对政府的内在需求，政府规模的扩张伴随增长作为一种结果而出现。与此同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偏向性政策也须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这提示我们要关注发展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双向作用关系，在政府扩张的同时又会对经济体系产生何种影响呢？这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围绕市场竞争构建了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均衡体系，认为只要把价格搞对，资源即可通过自由流动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经济持续增长也会自然实现。与此同时，政府干预则会扭曲价格，导致资源错配。那么，不断扩张的政府是否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说的那样扭曲了价格，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换言之，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的经济增长是否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本书认为这一问题在根本上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些研究指出了中国企业间的资源错配问题，如陈永伟和胡伟民的研究表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之间资源错配使中国制造业的实际产出降低了15%～20%；Hsieh和Klenow基于中国1998～2005年的数据测算发现，劳动和资本优化再配置可以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5%～40%。不过，针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仍然很大，如聂辉华和贾瑞雪基于中国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资源配置趋于优化；涂正革和肖耿基于1995～2002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变化分解表明，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几乎没有贡献。本书认为，上述分歧与样本、时间阶段、代理变量选择有很大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市场关系随着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政府扩张的资源配置效应因而发生动态变化。因此，本文尝试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体发展情境，分别从资本和劳动两个方面审视政府扩张的资源配置效应。

本文从理论转向实践，进一步分析发展型国家理论在中国的实践逻辑和创新之处。作为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核心工具，偏向性政策既体现在区域发展的优先次序上，也体现在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不同属性的行业之间等多个维度，无论何种类型的偏向性政策，其实施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各种类型的“经济特区”。

从纵向来看，经济特区的动态演进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从横向来看，经济特区的动态演进体现了区域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现有的许多研究习惯于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区域之间以及区域与整体的有机关联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但是事实上，我国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之间的发展差异十分巨大，非均衡发展特征非常明显，这恰恰是中国偏向性政策的实践结果。与此同时，基于偏向性政策的先行地区构成了后发地区经济扩张的重要前提和背景，最终形成了全国各地梯度发展、渐进优化的发展格局，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非均衡发展道路，中国在实践过程中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型国家的理论内涵和外延。

鉴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中的非均衡特征，以及政府扩张过程中的偏向性政策倾向充分地体现在区域之间的渐进式发展演进上，本书进一步选取合适的区域进行更深入的案例分析。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享受偏向性政策支持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起点，其动态发展历程正是中国经济特区以及中国整体发展道路的浓缩体现。

新时代，面临资源条件的硬约束以及国内外双重环境的叠加压力，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各界共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随之发生变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我国未来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但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全国各地存在广泛的结构性差异，发展差异极大。因此，创新虽是各地催生新业态、提升区域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在这个过程中，各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其产业基础和制度基础是否足以支撑发展动力的转换。由此来看，为了切实推动创新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有必要在理论上厘清不同发展阶段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调试，构建厚植本土和适宜地方实际的制度支撑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核心动力作用并不意味着对其他要素不再重要，创新的实现受到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现有的创新理论大多强调技术发展，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但是核心技术突破并不意味着创新的自然实现，创新系统的形成还需要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适应性变化，以此实现创新扩散，补充完善这一点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推动创新发展，这也是本文的价值所在。相较于以往对创新的一般性讨论，本文立足中国发展场景的整体演进和结构性差异，讨论整合创新资源和汇聚创新要素所面临的现实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和完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