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考察京津冀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知、媒介使用和社会认同等现实状况，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开展本课题研究有助于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媒体使用状况和社会关系网络，确定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媒体使用与社会认同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同时将社会资本纳入社会认同的研究框架进行分析，这一尝试在社会认同研究和社会资本研究中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探讨价值。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项国家重大战略，为京津冀平衡发展资源、协同人口流动创立了平台，本研究的开展有助于厘清这一重大战略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机遇和问题，促进其在新媒体生态环境下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合。本研究可为相应的决策部门提供科学数据和据此思考的建议。

在已有的文献里，新生代农民工被定义为：出生在1980年及以后，年满16岁，农业户口，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下，且在城市有过连续半年以上工作经历的人。与其父辈外出打工的经济目的明显不同，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有许多新的标签和特征，如受教育程度较高、熟练掌握手机使用等技能、追求较高的生活质量及对定居城市充满向往等。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遍及生活各个方面，媒介技术对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据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中国网民人数为10.32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10.32亿人，其中农村网民2.84亿人，占网民整体的27.5%。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9.7%，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人上网设备的空间，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手机端集中，移动互联网正在塑造着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媒介生态格局发生急剧变迁，促使人们不断审视媒介化生态格局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如何使用移动终端的社交媒体，这种使用行为及由此带来的人际交往如何影响他们对城市生活各个领域的了解、接触和认同，以及在“流动与联系”中如何建构社会认同。

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能够影响个体获取相应社会信息、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嵌入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对个体信息交流、资源流动以及自我认同产生一定影响，自我认同影响个体的社会认同。这一观点来自近几年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交媒体的关系研究。在媒介化生态环境下，移动互联网嵌入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移居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手机更是须臾不离，社交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的影响是普遍而深刻的。他们使用的微信群有与同地熟人结成的群和与异地熟人结成的群，两个群之间没有本质差异，实际上是原先农村社会秩序和农村人身份的网络迁移，导致同地熟悉群容易出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抱团意识，异地熟悉群则可能更容易促进他们融入城市。究其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微信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对新生代农民工联结本地感情和融入城市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或可提供资源，或可提供信任。

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群体所处的媒介技术背景极为不同。父代和子代分属两个迥然不同的媒介环境，其父辈一代，更多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甚至写信邮寄的方式与家乡的亲人们建立联系，与其他外出打工的人也多为面对面地交流和沟通。最早在1998年新生代农民工开始进入城市，这也是中国互联网起步和发展的阶段。近10年，随着媒介化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将人们整合在媒介化背景下的社会关系中，互联网、物联网将人们联结起来，形成媒介化大网下的一个个节点。媒介技术日益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介化不仅表现在公共舆论场域，也涉及其他社会和文化机构，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信息、建构社会关系。本文在第二章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论述的基础上，引入社交媒体、人际交往的外生变量，借鉴社会学关于社会认同的模型，尝试建构增加了社交媒体变量的社会认同模型。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出现第一波“民工潮”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随着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深化，这些农民工群体自身也正在经历着代际的分化。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群体。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受教育水平、社会交往、行为方式和生存状况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认知和观念也随之变化。在农民工这一群体中，女性农民工面临比男性更艰难的状况，她们需要面对就业和薪酬中的性别不平等、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等困境，因而女性农民工成为研究者聚焦的对象。与此同时，伴随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女性自我认识正在不断觉醒。自我认识对建构女性良好的人格体系，培育“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品格意义深远。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认识，将促使其在接受社会文化与社会环境影响的同时，能动地进行主观选择。相较于仍留守在农村的女性，进入城市寻求发展的女性，在她们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后，她们的自我认识是否发生了变化？了解当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自我认识的现状，对理解和改善她们的生活有深刻的意义。

本文聚焦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皮村新工人中心的成员和他们运用社交媒体平台打造的微信公众号“皮村工友”。皮村，位于北京市东五环外金盏，这里聚集了将近5万名农民工。皮村聚集的这些农民工，与千千万万普通农民工一样，然而，他们坚持20多年逐渐打造出自己的文化样式，新工人艺术团、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打工春晚等，都是他们文化自建的组织和形式。这些文化自建和自我赋权运动为其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建构了一种别样的文化空间，并在表达自我的同时，唤起该群体的自我认识和群体凝聚力。“新工人”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这一称谓既是自我形象的建构，也是其集体认识的觉醒。尽管他们的声音仍然微弱，影响的范围依然有限。但是，随着近年来媒介生态趋于多元、丰富和立体，他们又尝试运用社交媒体，创建微信公众号“皮村工友”，以文学、诗歌、音乐、大地民谣等为内容，建构其公共空间，讲述打工人群鲜活的故事，用他们的才华与激情建构有别于传统农民工沉默、隐忍的新工人形象。那么，他们从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建构了这一群像？在媒介化生态环境中，打工群体的主体性、社会环境以及微信公众号“皮村工友”群像建构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这些是本研究希望了解并探究的。通过文献探讨可知，过往关于打工群体的研究，多从这一群体对新媒体使用的角度对其社会生活进行场景化的描述和分析，鲜有关注该群体利用自身力量建构的文化空间及其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本章尝试将媒介技术及其赋权、社会结构、人及其主体性纳入“媒介—人—社会”的分析框架中，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这一群体建构的微信公众号“皮村工友”进行全样本分析，探讨社交媒体（以微信公众号“皮村工友”为主体）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及媒介技术的互动和建构过程。这一分析框架对研究这一群体主体性及其建构的文化空间的影响力、和谐发展社会背景下关照边缘群体的生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