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多重治理挑战，全方位探析新时期我国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问题，创新性构建我国人工智能适应性治理的工作框架，并系统性刻画我国人工智能适应性治理的范式变革。研究发现：（1）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问题主要包括整合技术社会复合体的离散性认知、实现系统生态主权的非均衡调适、突破包容审慎探索的有限性实践三个方面。（2）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适应性治理已经形成以“逻辑内核—秩序重构—监管响应”为核心构成的清晰工作框架，其中技术社会复合体、生态重心偏移、秩序需求重构成为其稳定特性存在，而治理对象、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则成为其动态特性存在。（3）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适应性治理经历了探索式治理（2016年前）、回应式治理（2017～2019）、集中式治理（2020～2021）、敏捷式治理（2022年至今）的范式变革历程，并且不同范式下技术创新力度与风险规制力度的组合特征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差异。

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技术辐射效应，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的强劲引擎。近年来，全球各科技强国纷纷开始探索与本国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治理体系相适应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国家级人工智能政策密集出台。在此背景下，通过对全球科技强国人工智能政策文本的深度挖掘，分别从基于“目标—理念—路径”的静态视角和基于“学习—扩散”的动态视角出发，构建起人工智能领域的跨国比较分析框架，为人工智能政策比较提供了系统化解析思路和理论支撑。研究发现：从静态视角出发，各国人工智能政策在目标、理念和路径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化特征；从动态视角出发，各国人工智能政策正呈现出相互借鉴、彼此融合的趋势，政策学习与创新扩散的广度、深度及强度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