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灾害和沿海地区的台风灾害、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等重特大灾害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尤其是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一次地震。2010年3月，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等地又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受灾人口超过6000万。2021年7月20日，郑州特大暴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因此, 不断完善中国救灾管理制度，尽量减少灾害所带来的损失，是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大任务。

在应急状态下，由于任务的突发性、紧急性，政府很难完全满足救灾的需要。只有与社会组织合作，政府才能顺利地推进灾后重建。在自然灾害救助工作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动员的主体、形式和效果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既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利用政府社会动员（利用政府的力量动员体制内的资源），又需要民间力量的协助，利用民间社会动员（面向市场和社会对自由流动的资源进行各种形式的动员）整合各种资源。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基本前提是，社会组织具备相应的能力。汶川特大地震是我国社会组织首次大规模地介入救灾，再加上我国社会组织规模较小，甚至有的是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才成立的，普遍面临救灾经验缺乏、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也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导致其灾害救助能力远远不能满足灾区需求，也就不能获得政府的充分信任。因此，亟须加强社会组织在需求评估、资源动员、协调整合、项目管理、专业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使其在资金筹集、项目设计、项目运作及项目后期评估方面了解服务对象需求，从而有力、有序、有效地参与灾后重建工作。

社会组织应当充分利用社会化特性，积极承担信息监督职责。一是对官方系统收集和发布的信息进行监督，进一步确立相关信息的可靠性，提升官方系统的公信力；二是对大量社会媒体的信息进行监督，协助政府进行信息识别和管理，帮助维护灾后社会和信息秩序稳定；三是对社会组织行业内部的各种捐赠信息、需求信息进行监督，确保专款专用，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鉴于大型自然灾害发生后灾区需求巨大，而政府与社会组织掌握的资源都不能完全满足灾区群众的需求，二者有必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进行合作，从而更好地促进灾害救助。社会组织是社会整合和国家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平衡国家与社会、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发挥着桥梁作用。社会组织可以动员政府无法动员的资源，能满足社会多样化与快速变化的需求。在大型自然灾害面前，社会组织能有力地配合政府大规模紧急救助，成为大型自然灾害治理中的一支生力军。

社会组织灾后重建项目的选择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支持。社会组织灾后重建项目要想争取到政府的支持与合作，就要与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目标相一致，优先选择政府迫切需要的项目。第二，灾民需求。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灾民的需求是社会组织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应根据不同阶段灾民需求的变化，为其提供政府难以提供的差异化服务和帮助。第三，媒体关注。在当今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社会，媒体是社会组织获取社会关注和支持，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动员的重要条件。

目前，在大型自然灾害状态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面临制度性、能力性和公信力等方面的障碍，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保障机制，以切实形成大型自然灾害状态下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格局。

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形成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在后来的玉树、雅安、鲁甸、九寨沟等几次重大灾害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应急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在现场救援、款物捐赠、物资发放、心理抚慰、灾后重建还是在防灾减灾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组织逐渐从“零星参与”“散兵游勇”“组织协同”“科学参与”等阶段进入系统化、组织化、专业化、标准化、制度化的常态发展阶段。

大型自然灾害涉及多种需求的满足、多种利益的协调，工作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使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成为必要。 要想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大型自然灾害中的作用，必须以全新的理念和创新性的举措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具体而言，在日益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以及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可以借鉴产业链的概念和视角，把公益和慈善视为一个事业链。 因此，可以从打造完整公益事业链的视角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进大型自然灾害状态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