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了文化生态的产生、内涵、特征、功能，同时概述了各国文化生态的发展情况，论述了生态文明与文化生态的关系等。

本文指出每种文化都是某种形式的实践科学，每种文化都保留和分类关于其环境中各种非生物和生物成分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统称为民族科学, 包含千百年来数千种文化积累的知识，构成了对人类具有巨大价值的资源。

本文介绍了文化生态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分为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指出文化生态学家通过将文化与自然融为一体开展研究，持续关注人类对环境的适应（human adaptation to the environment）和人类的环境适应（human adap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尽管文化生态学研究领域有其局限性，但提供了一个经验性的视角，从中可以评估一系列长期性的重要问题。文化生态学正准备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最深远和最重要的问题，如与全球化市场的联系，如何影响环境决策和自然环境的生产？个体生产决策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全球土地覆盖变化的？这些问题推动了下一代文化生态研究。

本文介绍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像及研究方法，指出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对环境的适应。随着环境的变化，人类需要重新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适应新的环境。

本文介绍了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功能、演进过程。指出文化生态系统演进是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与文化生态系统要素、结构和功能的认知过程紧密联系（崔胜辉等，2011）。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生态适应性演变过程；同一发展阶段的地域，处于不同的发展环境，其文化生态适应性演变过程也可能不同（Li et al.，2019）。虽然系统要素的变化会影响文化生态变迁的时序，但所有文化生态系统有着一致的功能和结构，因而也具有相似的文化生态适应性演变机理。

本文介绍了中国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实践。本文认为文化生态学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理论基础，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离不开三个相关联的理论假设：一是文化与生物一样，都具有生态性，有生物生态，也有文化生态；二是文化生态与生物生态一样，都有系统性；三是文化生态系统与生物生态系统一样，都具有动态性、区域性（宋增文等，2013）。文化的生态性、文化生态的系统性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性和区域性，是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理论依据，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进一步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体系

本文整体论述了乡贤与乡贤文化、乡贤文化生态变迁、乡贤文化生态与乡村振兴、乡贤文化生态区域差异及保护建议。本文认为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联结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传承文化血脉、发扬固有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李宁，2017）。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农业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乡贤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深厚的乡村社会土壤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是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乡贤”是乡贤文化的集中代表和体现，既是封建农耕文化的一种产物，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乡村精英群体。

本文论述了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失衡、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失衡适应性理论基础构建、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适应性评价、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适应性影响因素、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平衡调控等内容，认为文化生态失衡不仅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重构的问题（高丙中，2012）。自达尔文时代以来，人类就被视为生命网的组成部分。地球需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包括丰富的基因、物种、生物群落，才能达到生物平衡，人类社会发展也有赖于多种文化、多种智慧的渗透（林庆，2010）。物种越丰富，大自然的基因库也就越丰富，文化越多样，文化生态系统就越稳定。

本文论述了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安全内涵、闽南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安全特征、闽南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安全影响因素、闽南传统村落文化生态安全调控策略等内容，指出应提升乡土特色，增强旅游吸引力，走旅游开发与保护并行的道路，进一步强化高水平文化生态安全传统村落核心条件的影响因素。高水平文化生态安全传统村落一般具有丰富的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具备良好的交通条件和高开放度的政策环境，游客接待能力较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高，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梧林社区，虽旅游业发展较好，但仍有较大部分村民外出务工，因而在充分利用村中人力资源的同时，应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留住人才。与此同时，在发展旅游业的时候，要对保护、利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统筹，确保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对村落的传统选址、格局、风貌以及自然和乡村景观等的总体空间形式与环境进行有效保护，对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统民居等传统建筑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在推动地方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的改进中，提高村落文化生态安全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