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健全评估机制，优化评估指标，规范评估流程，推动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制度化、专业化和规范化。其社会组织评估的主要做法包括完善激励政策、推进专业评估和规范评估程序。针对评估中暴露出的问题，特提出如下建议：进一步完善评估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培训和宣传力度和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

青海省构建了科学规范、务实有效的社会组织评估体系，注重评估结果的反馈与应用。由政府部门主导，业务主管单位、专家学者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共同参与，由专业机构独立运作，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和评分细则，不断创新评估工作机制，将评建有机结合，共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今后应当加大推进力度，扩大覆盖面；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严格监督评估程序，保证评估的客观准确性；完善机制，实现评估结果的科学应用。

大连市社会组织评估工作主要集中于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评估。评估呈现“四个坚持”的特点，即坚持评估原则、坚持评估标准、坚持多方面沟通协调、坚持评估与指导相结合。但评估中也出现了社会组织建设不规范、对非营利社会组织的特征认识不够准确、财务核算混乱等问题。今后应加强社会组织评估队伍建设、加快社会组织评估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评估激励机制。

当前社会组织评估规范性不足、公信力不足、评估结果的应用范围较窄、评估风险比较突出等问题依然存在。应从制度层面积极完善社会组织评估制度、从主体层面加强对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监管、从技术层面积极防范评估风险将是现阶段有效推进社会组织评估发展的主要任务。

要形成有效的非营利组织解释框架，就有必要对于非营利组织的内涵和功能重新认知，即解决非营利组织“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的问题。弗姆金构建了二维的矩阵分析模式，将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分为四种类型，包括需求导向-工具性（社会服务供给）、供给导向-工具性（社会企业）、需求导向-表达性（公民与政治参与）和供给导向-表达性（价值与使命）。而在实际运作中，过度地强化任何一种功能，都有可能触发非营利组织困境。弗姆金提出了“平衡之道”的解决策略，对四类非营利组织功能进行了较好的完善和补充。从弗姆金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社会组织需要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主体导向维度以及理性维度之外，应当关注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其他维度；重视非营利组织功能发挥的制度环境；不断强化非营利组织的表达性功能。

近年来，浦东新区探索发展企业驱动型、社会组织主导型、混合共治型三种慈善助老模式，形成了良好的慈善政策环境和慈善助老平台。但是现阶段老年人需求呈现出功能性转移、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有待提高、助老形式难以适应差异化需求。当前需要积极培育助老类社会组织，创新慈善助老新模式，同时营造慈善助老社会氛围。

在社会创新领域，社会企业往往起着对公共行政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补充的作用。通过研究社会企业发展与社会创新的关系，本文发现，基于社会创新视角寻求解决中国社会企业发展问题的最优路径，是社会企业多元发展的动因，也是促使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会治理主体的有力载体。社会企业的发轫，重塑了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资源配置，打破了营利与非营利企业间的樊篱，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社会企业以公共价值为取向，为社会问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促进公民参与，实现社会多元融合。

社会企业是我国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和价值使命。研究发现，在党建引领和自身专业能力的激发下，我国社会企业聚焦“五大振兴”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在产业振兴方面，发挥专业特长、立足当地资源，因地制宜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在人才振兴方面，培育专业人才、赋能乡村主体，助力乡村人才振兴；在文化振兴方面，挖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推动乡风文明发展；在生态振兴方面，探索新型生态产业、依托新型生态创业，促进乡村生态宜居；在组织振兴方面，依托新型集体经济、培育治理主体，推动乡村治理有效。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企业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仍面临制度、能力、匹配和认知等方面的困境，为进一步发挥社会企业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促进作用，本报告建议未来要在制定和完善参与引导政策、培育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搭建信息资源交互平台、优化社会企业认知环境等方面加大力度。

公益组织治理的过往研究从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结构、公益组织与政府互动关系三个层面切入，但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全球视角。《公益组织治理：来自全球的经验》一书汇集了全球范围内多国公益实践的最新进展和成果，为深入推进公益组织的治理研究提供了比较的可能性。基于国际公益组织治理动态和中国公益组织治理实践，可从政策环境、组织能力建设、组织监管层面总结全球公益组织治理为中国公益组织发展提供的深刻经验。

风险管理是公共服务外包流程中的关键环节。本文选择公共服务外包发展成熟的美国作为研究对象，回顾美国公共服务外包的历史演进历程，总结公共服务外包中风险管理的主要经验，得出有益于我国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风险防范的相关启示。借鉴美国公共服务外包经验，应当从完善公共服务外包法律体系、构建风险防范机制、提升社会力量承接服务能力、完善多主体参与和重视公共服务外包绩效评估等五个方面着手有效地防范公共服务外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