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大多数已有的研究将城镇和农村居民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行探讨，从而忽略了中国城镇和农村社会的高度异质性对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模式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使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着重探讨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在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程度、变化趋势以及不平等来源等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程度较小，而且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近年来已经基本消失。而农村居民的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程度非常大，虽然也显示出逐渐缩小的趋势，但缩小的幅度很小；直至最近，性别不平等仍然非常显著。另外，通过对影响教育获得的各要素的贡献率进行分解的方法，我们发现超过一半（52%）的城镇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可以被年代、家庭背景（包括父亲的职业地位、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兄弟姐妹人数等因素解释；而且，控制了这些因素之后，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已经没有统计显著性。而在农村地区，以上因素对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几乎没有任何解释力，它们的总和贡献率甚至是负的（-18.5%），即加入了这些因素之后，性别不平等反而增大了。基于以上发现，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而造成农村居民教育性别差异的因素是因父权制（或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所导致的性别歧视。

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理解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对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缓解老龄化压力、实现国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到2021年一共5期的调查数据和2021年的随机调查实验数据，本文探讨了我国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阶层差异及其变迁。研究发现：第一，从2010年到2021年，城镇中间阶层的生育意愿从显著强于劳动者阶层逐渐变为与劳动者阶层没有显著差异；第二，家庭收入、家庭照料、托育服务和已有孩子性别这几个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未呈现显著的阶层差异；第三，2010年到2013年，生育二孩行为没有显著的阶层差异，但从2015年开始，中间阶层生育二孩的概率显著低于劳动者阶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城镇地区不同阶层的生育意愿呈现趋同的趋势，但生育二孩的实践开始呈现明显的阶层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