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经调查发现法院在审理农民工犯罪案件过程中，由于执行严打和从重从快等标准而导致其形成了重惩罚、轻改造、重收监、轻回归社会的刑事审判观念，相对忽视教育与社会回归，由此把一部分犯罪情节较轻且偶犯的农民工收监；被收监的这部分农民工又面临犯罪经历、犯罪技能、社会观念等方面交叉感染，从而导致罪恶感消失、愧疚意识瓦解并且强化了犯罪技能等，形成狱群同化，出狱后往往再次走向犯罪；提倡对偶犯农民工进行社区矫正处罚又存在居住不稳定、社区难接受、社会支持不足等障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农民工再犯罪率升高。基于社会管理和源头治理的理念，应当在偶犯中推广社区矫正处罚，着重从农民工的经济条件等因素出发落实“企业+社区”的社区矫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