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改变了边境农村社会的婚姻市场结构，婚姻挤压由内地向边疆再向国外转移，未婚男性借由跨国婚姻完成婚姻缔结和家庭组建。国家“在场”重新定义了跨国婚姻，自然延续的“族内婚”变成婚姻梯度中的“向下婚”。在婚姻市场要价的重压下，经济理性成为边民跨国婚姻实践的核心要义，婚姻的现实性和工具性日益增强。跨境而来的越南女性兼具家庭成员与移民双重身份：家庭为越南女性提供安居之所，但由于缺乏经济独立性和姻亲帮扶，只能高度依赖于家庭，面临主体性丧失的困境；村庄默许了越南女性的非法性存在和有限的社会融入，但“他者”身份建构了制度和生活层面的双重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