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社会主义平等话语洗礼的农民在心理上对于村庄社会的急剧分化显得难以适应，贫富之间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积累了不少怨气，交往圈互相分离。而在当前强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先富能人主政村庄又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从市场中脱颖而出的富人本能地以经营企业的方式来治理村庄，在他们强调执行效率的治理模式面前，普通村民的话语权极其微弱。峨村的个案显示，公私矛盾与贫富对立在村庄政治生活中纠缠在了一起，对富人村干部们的道德优越感心怀怨气的少数村民最终选择越出村民自治的框架，通过信访等形式进行非制度的政治参与，村庄的公共性呈现萎缩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建立于均质性社会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制度如何做出适应性调整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