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工作实践中，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它不仅直接支配着服务对象对所遇问题及来自外部帮助的理解，而且也会影响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行动。如果社会工作者不能了解和理解服务对象所认同的文化和价值，他们就不可能去选择合适的、受助者可以接受的方法去提供有效的服务。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文化的复杂性，所以在已有的社会工作模型中一般缺乏对文化的应有表述，即社会工作模型或者把文化因素虚拟化，或者干脆避而不谈文化的作用。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特别是社会工作模型中，受科学主义支配的理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型一般被表述为极富工具意味的、几乎可以按图索骥的理性模型。这种对于社会工作经验的某种总结，对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对指导初学者的服务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理性主义的服务模式毕竟把社会工作实践简单化了，即它把本来十分复杂多样的社会工作过程化约为相对简单、清晰的模型。随着后现代思潮和建构主义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发展，以及社会工作学者对以往社会工作模式的反思，服务模型的理性主义假设招致严厉的批评，特别是来自诠释学和后现代取向观点的批评。参见阮新邦编《批判诠释论与社会研究》，（美国）新泽西：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3。另外，在非西方不发达社会中与弱势族群进行社会工作的实践中，那种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受科学主义和专业主义支配的社会工作的理性模型的有效性更遇到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