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在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的眼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和人群集合。对此，福柯（Michel Foucault）、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涂尔干（Emile Durkheim）、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等人均有过研究，参见Foucault，Michel. Discipline and Publ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Giddens，Anthony.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Dutton，Michael R. Policing and Publishing in China：From Patriarchy to“the Peop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94页；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赵旭东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118页；Leach，Edmund.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m，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70，p.15；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一卷），谢维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316页。后期人类学家则比较注重“空间的形成机制”，在这一问题上，学界大致形成了政治、实践、象征、市场等主张。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2～23页。其中，一些理论模型是以中国的田野经验而提出来的，如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