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3日，笔者坐在南去上海的火车上，内心一直无法平静——自己博士学位的攻读马上就要开始了，应该如何应对呢？笔者的博士论文到底要写什么？没想到自己对选题的焦虑和困惑就在这一开学的旅程中有了着落：火车到兖州（中国一个重要的斗蟋产地），笔者与蜂拥而上、来该地收购蟋蟀的群体“遭遇”了。在与其中一个每年都去山东收购蟋蟀（他40多岁居然说将近20年每年都到山东收购蟋蟀）的上海人的交谈中，笔者吃惊地了解到：全国每年7月底到8月底，仅在中国流动的蟋蟀收购大军就有百万人之巨。如此算来，每年参与斗蟋蟀的人在数量上也是惊人的。这一庞大群体激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和探求心：这一群体不正是社会学中被反复提及，但自己却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久违的“社会”吗？而且这个“社会”不是因为和西方接触而生成的现代性的产物，没有被西方“现代性”影响、修饰并改造过，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社会”的存在形态，是一个具有完全的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如果诚如此，那么它就是一个相对于现代性和西方话语的“他者”而言保留了诸多“地方”特性的“我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