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调整机制对保证退休人员生活质量不下降，使其与其他国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至关重要。学者已对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穆怀中以卡尔多·希克斯社会福利补偿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养老金调整指数的标准，即不论社会价值取向如何，都应坚持公平与效率的同一与兼得，建立了物价、工资、生存标准“三位一体”的综合指数，对中国养老金适度调整指数的高、中、较低和最低四种方案进行了实证分析，主张我国应建立规范、适时、合理的调整指数。穆怀中：《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第27页。韩伟和穆怀中对基于工资指数的公共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设计中国养老金调整指数时，既要考虑中国国情，又要考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工资指数作为养老金调整指数的特点，所以调整指数的设计应以保障老年人口部分综合消费水平——相对基本生活水平不降低为限；韩伟：《基于工资指数的公共养老金调整指数特点及启示》，《统计与决策》2008年第13期。对“老人”保障由统筹养老金提供的食品相对消费水平不降低，对“新人”仅保障基础养老金绝对购买力水平不降低的最低调整指数方案，是中国现行养老金计划的适度调整指数方案。韩伟：《中国统筹养老金适度调整指数分析》，《财经研究》2007年第4期。曲川认为，我国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存在不规范、功能被泛化等问题，并以武汉市为例分析了养老金调整及其机制建设对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的影响。曲川：《关于我国养老金调整机制建设的思考》，《社会保障研究》2009年第6期。徐延君提倡建立复合调待指标，并将复合调待指标分为重要挂钩指标和辅助修正指标。徐延君：《科学确定养老金调整政策》，《中国社会保障》2010年第5期。杨俊认为，应借鉴德国2003年养老保险改革经验，在养老金调整机制中引入考虑人口老龄化因素的调整因子。杨俊：《中国养老金调节机制设计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郭爱晔和郑奇芳认为，我国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存在非制度化、调整办法不科学和各省办法不统一等问题，应该建立制度化的正常调整机制、调待水平体系、调待协调联动机制等，以完善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郭爱晔：《完善养老金调整机制的思考》，《中国社会保障》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