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少数民族群体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升。首先，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如图11-1所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人数逐渐提升。尤其是，普通高等教育毕业人数从2000年开始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中等职业技术毕业人数从2014年开始下降，其规模逐渐被普通高等教育毕业人数所超越。其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不断提升。如图11-2所示，近年来宁夏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和年消费支出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
图11-1 宁夏普通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毕业人数
图11-2 宁夏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
除了整体上社会经济地位水平的提升之外，人们还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代际的社会流动问题。在代际流动的趋势与影响因素方面，以往研究发现我国代际流动性呈现“倒U形”趋势（李晚莲，2010；赵翌，2017），这种上升趋势主要来源于社会总量的发展（李任玉等，2017）。虽然代际继承仍是各个时期代际流动的主导模式，但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排斥为主导的机制将导致社会机会结构的变迁（李路路、朱斌，2015），个人努力或个人素质仍然是改变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阳义南、连玉君，2015；叶春辉等，2017）。在代际流动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方面，以往研究发现经济、政治、文化都与代际流动密切相关。一些学者提出尽管教育对代际流动具有一定解释力度（侯玉娜、易全勇，2013），但教育的代际传递性很强（赵红霞、冯晓妮，2016），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扩招可以促进代际流动（杨中超，2016）。一些学者指出行业垄断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和职业分割，进而阻碍代际职业流动（吴奇峰、苏群，2017）。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代际流动与政治的关系，提出计划生育通过缩小家庭规模促进代际流动（刘小鸽、司海平，2017），社会经济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向上流动的经历与期望有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盛智明，2013）。
本章基于宁夏地区抽样调查数据，主要考察了宁夏地区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情况，包括了收入、教育情况等，同时也从主观上考察了居民对自身社会经济的认同和成年人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