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银行公会的呼吁和积极参与下，1920年代北京政府对内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日益严重的内债危机得以缓解，金融市场也日趋活跃。上海银行公会关于内债整理的意见和建议大多得到政府重视和采纳，在整理内债案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对银行业的投资经营也产生一定影响。在此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逐渐意识到唯有建立稳固的整理内债基金才能真正维护行业利益和稳定金融市场，进而广泛联合金融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筹建民间内债监督管理机关，希冀约束政府权力和规范金融运行秩序。这展现了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宽范围、多路径”的集体行动逻辑和制度诉求方式，以及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多重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