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化的今天，作为全球体系中的地方或族群，常常在文化上表现出双重特点，即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二元特点。某种意义上全球化也带来了一种边缘性，边缘层还会不断从自己的角度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认同和地方性。这一地方性甚至是族群性的认同，常常又和社会转型、经济文化的生产和再造联系在一起，即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消费和文化策略已相互纽结为一个整体。这一思考与后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类学家面对这一瞬息万变的多元文化社会，开始思考“讲文化的权利到底是谁”。面对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自然涉及谁来确定正规和非正规，也就是说，我们讨论任何正规和非正规问题的时候，它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存在多种社会类型。我想讨论的问题是，本身源自自身一套社会文化模式，如狩猎、游牧、农耕等，在国家政策导向与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上述传统的社会类型都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型，如从狩猎社会转变为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在原有社会类型中认为正规的经济方式转变成他们自身认为并非其文化传承的新的生产方式，他们自身认为是非正规，然而在国家或地方的话语里面，又认为这一转变是一种“进步”的经济方式，是正规经济的组成部分。这就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正规和非正规背后的文化逻辑，要分析不同社会类型的现状和定位。同时，要注重其内在的发展，即内发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