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女性主义的确是“欧风美雨”下的舶来品，中国的妇女解放命题本始于西方异质文化的输入。中国和西方对妇女问题的研究路径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差异都较大，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具体国情，以及中国女性与西方女性之间的处境存在很大差别，这使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同于西方的女权运动，因此，二者之间不能简单直接地加以比较。但西方女权实践过程中面对的许多问题可以引发我们深入思考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助于补足我国在两性平等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正如鲍晓兰在《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前言中所说，西方女性主义的局限性，并不排斥它的可借鉴性。妇女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特定地位，以及不同社会结构中的相似之处，决定着妇女研究相互间的可借鉴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当今各国妇女研究走向世界的潮流中，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更是不可缺少的。在学习与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待西方女性主义的问题上，应防止两种极端倾向：一是用西方妇女运动的模式来套用中国，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妇女运动；二是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是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的产物，是西方经济、历史、文化的反映，从而对其进行全面否定。我们要在宣传和普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结合历史具体分析中国的国情，并对其加以吸收和借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于性别问题所采取的“同等对待”“特殊保护”政策在一定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下都对女性的平等诉求起到作用，但也都有其局限性。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性别公正问题日益凸显之时，借鉴当代西方的社会性别理论，对解决当前中国性别领域存在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