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医学模式在20世纪曾对人类的健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然而，当人类跨进21世纪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趋势使疾病发生和流行的危险因素不断增加，对人类健康的最大挑战来自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用单因单病、病在细胞为特征的生物医学模式来指导慢病的预防和控制则显得力不从心，在新形势下应对传染病的威胁也显得单薄无力。正反两方面的实践都证明了以单因单病、病在细胞为特征的生物医学模式已经落后过时了。20世纪70年代，健康领域的科学家根据数十年主要是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的新医学模式。1974年，加拿大政府发布了拉龙德（Lalonde）报告，指出国民健康并不仅仅是由医疗服务单方面所决定的。决定健康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生物学的、环境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的和医疗卫生系统的因素。1990年，伊文斯和斯多达特（Evans & Stoddart）提出决定健康的多因素模式。这是一个与生物医学模式完全不同的、更加系统完善地认识人类健康规律的新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指出要健康，光预防和控制生物学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要同时改变环境和个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