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杭生具有中国风格的宏大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环境—社会”关系始终处于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通过对郑杭生社会学理论的重新检视，他的生态思想日渐清晰。首先，在西方主流学者排斥生态环境因素的背景下，郑杭生基于本土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良性运行说的社会学定义，把生态因素纳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其次，郑杭生明确指出，生态环境因素是社会运行的重要条件，并对社会运行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做出了提纲挈领的阐发。最后，在社会互构论的构建中，郑杭生从旧式现代性和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视角，回答了国际生态环境危机和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制度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