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应对社会风险，化解社会危机，而社会保障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对社会风险、进行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工具。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制定并实施社会政策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所关注的主要政策问题就是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个人社会服务等。由于社会政策事关有限资源的再分配，所以，国家在公共福利方面扮演何种角色一直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卫生政策事关如何分配有限的卫生资源，其背后涉及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决定“谁该生存”的价值观问题，涉及一个社会如何看待公平、如何看待生命。71350977在中国，卫生政策不但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而且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执政党地位的稳固和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孙中山早年行医，后转而投身革命；鲁迅和郭沫若则都是在日本弃医从文，投身文化和政治领域。这些近代中国精英的选择似乎埋下了隐约的草蛇灰线：身体与国家，医学与政治，总有某种深层相关性。对于曾经的“赤脚医生”制度，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现代卫生制度的产物，如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一些西方研究者的过度阐释以至于发生误读，而是要把它看作革命时代的医学政治现象。71350978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设计。正如德国人魏尔啸（Virchow）所说：“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从广义上讲就是医学罢了。”713509792003年发生的轰动世界的“非典”事件，事后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它的处理之所以出现转折点，就是因为国家政治的参与，而非医学本身。“隔离”“疫区”等是典型的政治医学。
制定并实施卫生政策是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工具。政府在卫生健康服务领域中角色的残缺与扭曲，其实反映的是政府在卫生健康服务领域缺乏社会政策的理念和价值。要注意的是，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因此，我国的医改绝对不是用新的计划经济手段来代替旧的计划手段，而是要用法治化的手段来推动。考虑到卫生政策的复杂性、敏感性、系统性，相关的政策试点更需要中央层面在改革伊始就直接进行统筹谋划，在做好整体设计的基础上再统一组织实施，以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有效推动卫生治理体系的整合。
在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他同时还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形势下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71350980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再次明确了大健康观的核心要义，即“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而且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还进一步提升了大健康观的国家治理地位与意义，即“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71350981
2018年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规划馆，并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要大力发展健康事业，要做身体健康的民族。71350982从政策理念和价值取向来看，公立医院改革要强调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以满足人的需求和增进公众健康福祉作为制度建设的出发点。从政策工具来看，卫生健康服务的递送要从以市场提供为主转为国家、市场、志愿机构、社区与家庭及各种其他类型的政策工具综合使用，政策工具选择多元化。比如，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很多宗教、慈善组织等社会机构充分参与卫生健康服务提供。从政策方案的选择来看，新医改要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落实政府领导、保障、管理、监督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要强化卫生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协同性、连续性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建立和深化分级诊疗制度、家庭医生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等基础性制度，健全财政、价格、人事分配等保障机制，统筹推进各项改革，尽快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努力实现建设“健康中国”乃至“社会中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