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从“城市病”一词的来源切入，接着从理论、历史与案例分析三个层面阐述了城市病与城市规模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理论上看，最优城市规模是动态变化的；城市职能影响最优城市规模的决定。城市低效率的存在主要是由负的外部性引起的，而与人口规模无直接关系，政策上应着眼于管制负外部性而非限制人口规模。第三部分考察了北京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动和调控。第四部分以水资源利用和城市交通为例，概要说明自然资源危机和公共服务短缺不能简单、直接归结于人口规模的扩张。以此作为公共政策的依据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与负外部性相关的城市问题，需要实施负外部性管制政策；而与宏观经济社会变迁相关的城市问题，则需要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总之对待中国“城市病”需要超越规模思维，才能实现包容式发展，让更多的人享有城市文明的好处与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