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的建立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视角、层面、侧面和理解。比如从人文研究角度看，有钱穆的“和合”理论钱穆：《中国人的性格》，《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第21～45页。，林语堂的“面、命、恩阴性三位一体模式”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第199页。，梁漱溟的“伦理本位”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94页。，杨联陞的作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的“报”杨联陞：《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861～881页。及李泽厚近来提出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第3～115页。等。不同的层面或侧面上的观点则存在着诸多争论，例如“义利之辨”、“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详见翟学伟：《中国人在社会行为取向上的抉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冬季卷。、“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详见翟学伟：《特殊主义抑或普遍主义：中国人行为模式研究的视角转换》，待发表。、“凝聚力和窝里斗”详见翟学伟：《内聚抑或内耗：中国人群体意识新论》，《社会心理研究》1991年第4期。、“公心与私心”详见刘泽华、张荣明等：《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等。而从跨文化角度看，又有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比较研究，诸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对应“团体格局”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第24页。，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对应“罪感文化”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4，第155页。，许烺光的“情境中心”对应“个人中心”Francis L.K.Hsu.Americans and Chinese：Reflections on two cultures and their people，New York：Garden City press.1970.，利维（Marion J.Levy）的“家族取向”对应“个人取向”利维：《中日现代化诸因素的比较研究》，载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436页。等提法。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自身的复杂性或上述研究还不太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80年代以来，台湾和香港的有关学者在推动社会学与行为科学本土化之际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对原有的理论进行整合，另一方面开始对本土概念进行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并建立了一些复杂却又可以操作的模型。前者如杨国枢的“社会取向”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载杨国枢、余安邦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第87～142页。，该取向整合了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而何友晖的“关系取向”何友晖、陈淑娟、赵志裕：《关系取向：为中国社会心理方法论求答案》，载杨国枢、黄光国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1，第49～66页。及杨中芳的“大我优先”杨中芳：《人际关系与人际情感的构念化》，《本土心理学研究》1999年第12期。等模型的提出也同样出于对前人众多观点的归纳和提炼。至于后者，黄光国建立的具体而复杂的“人情与面子模型”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见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第7～56页。似乎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同时也遭到了不少批评。我个人从90年代以来也从不同的层次、侧面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提出过若干种模式详见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等。从总体上来看，虽然上述种种概念和模式多少都能从某一方面构成对中国人复杂心理与行为的解释，但更多的情况却是，它们要么相互抵触，要么就在解释上偏执一端，以致很难合理地拼接成一幅关于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完整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