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抑或猜疑，不仅在人格意义上反映不同性格的两种人，也在共同体意义上建构出不同特质的两类社会：信任对应一种“你赢，我也赢”的“共赢”的和谐社会；猜疑则同“你赢，我就输”的“赢输不共”的不合作社会相联系。但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不会有100%的信任或猜疑，唯有信任与猜疑的共存以及由相互包含的程度不同、模式差异所引发的高信任度与低信任度、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的国别、阶层、群体及个体之分（Fukuyama，1995；Delhey and Newton，2003，2005）。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便是本书各篇文章力图呈现的重要方面。以“我们信谁”为题，这部由17篇中外学术研究作品汇编而成的文集，囊括了社会科学领域有关信任研究的最新理论及经验研究。概念、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交融及多学科视角的综合构成本文集颇具裙裾的风景。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国内学者的著述，第二部分是西方学者的研究。看似分列的两部分在研究议题上却有一一对应的比较，包括市场与信任、信任模式、信仰与信任、信任的理性基础、社会流动与信任等基本相同议题的中西方比较研究。同样，尽管每一篇文稿涉及不同的研究对象、出自不同的田野调查，但在由微观心理到宏观的组织、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因果分析中，读者依然可以看到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又不失一致性的基本解释。这些解释被包括在信任概念及其类型归纳中，也尽显在有关信任基础抑或信任模式的界说中。

信任是市场交换活动得以实现的核心机制。围绕市场经济秩序的信任基础，存在两大相互对照的解释：一是以理性选择的算计为基础，二是以非理性的社会嵌入选择为基础。理性选择理论将信任基础建立在纯粹的利益得失、利益保障的各方博弈，而非理性的社会嵌入选择理论则认为交易过程的经历、交易双方的特征以及社会制度文化是信任归因的基础要素。根据这两大解释，本文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的实质是普遍主义取向的社会本位—制度信任模式的缺失；其原因在于特殊主义取向的家本位—关系信任模式、国本位—机构依附信任模式，作为一种本土的文化结构力量，抵制或挤压了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基于制度的信任模式；调整信任危机、建立制度信任模式的根本对策是在中观层面上重视完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营造公民参与市场监管的公民文化。

本文在综述近期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以案例和观察事实的呈现，探索一般信任、发展和公平这三个表征社会进步的指标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基本的研究结论分为描述和解释两部分。描述性的结论有：（1）发展了，中国人保留着稳定而低度的一般信任水平；（2）发展了，中国人仍旧拥有稳定而低度的公平感意识。解释性机制是：道德和绩效作为一般信任和公平感的内在联系机制，可以用以解释发展后中国依旧存在的两个稳定现象。首先，“稳定而低度的一般信任”，在道德伦理上与传统的“家本位”文化中的特殊信任挤压一般信任相关；在绩效上与监管带来的成本提升、信任降低，以及监管-逆反现象密切联系。其次，“稳定而低度的公平感”，在道德伦理上与传统的威权主义顺从文化相连，而在绩效上与国家的“绩效合法性”转向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