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NGO是具有国际组织特征、跨越国界开展各种非营利社会活动的NGO，是NGO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一类。国际NGO源远流长且已形成体系及制度形式，联合国谘商地位是最具权威且公认的国际NGO制度。国际NGO在和平与安全、发展援助、环境与气候、人权及国际法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华国际NGO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总体上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其法律政策环境有待改善。近年来与在华国际NGO的发展相对的另一倾向是：中国的NGO正在“走出去”，探索加入国际NGO，积极进入国际社会。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除了家庭、政党和宗教之外，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是三种基本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形式。非政府组织是近年来引起各方面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组织。本文基于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长期实证调研，从定义和分类入手，围绕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社会基础、主要功能、产权特征和治理结构等基本问题展开分析，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在此基础上具体剖析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构想和建议。

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社区治理的实质是为实现与增进社区公共福利，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公民个人等众多社区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共栖共生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通过对桃源居社区治理案例的研究，本文认为，要实现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关键性因素就是建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参与网络，使政府、社区组织和居民等多方利益主体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经过重复博弈而建立的合作与互惠关系，为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奠定良好的基础。而政府只是社会治理失灵情况下才出现的一种补充方式，是促进社区善治的一种合作机制。

社会企业是近年来在世界各地出现的一种创新型社会组织，不仅有别于政府、企业，也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也饱受争议。梳理国际和国内有关社会企业的相关研究及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出社会企业的认识框架：认识社会企业的现象与本质两个维度；观察社会企业的公益、市场和文化三个视角；分析社会企业的市场实践、公益创新、政策支持和理想价值四个层次。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企业定义为一种介于公益与营利之间的企业形态，是社会公益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一种表现为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双重属性、双重特征的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我国社会企业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特定模式，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应建立和完善促进我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框架。

基金会源于公益，成于财富，是拥有财富的人之于公益的表达形式，是一个社会通过组织化的形式激励富人对穷人以公益捐赠的方式表达社会关怀的制度安排，也是使财富在社会公益的名义下得以重新分配和永续存在的合法形式。本文在对基金会从概念、分类和属性上加以界定的基础上，考察了基金会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历史，分析了中国基金会的发展特点和当前新的发展机遇，进而从制度上剖析了基金会的产权特征，提出了公益产权的概念，并深入探究了基金会的治理结构问题，分析了基金会立法的基本原则并具体讨论了中国基金会的治理创新和税收优惠政策，最后提出了做大做强中国基金会的若干政策建议。本文提供的是作者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关于基金会问题的总体分析框架和研究的基本结论，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行业协会是市场经济中的结社形态之一，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基于一定的经济关联性和利益共同性而结成的具有共同体特征的非政府组织。本文在界定行业协会的概念、属性和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回顾了从封建行会到近代同业公会再到行业协会的发展历程，从数量、体系和格局等方面总结了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分析了行业协会的代表、协调和服务等三大基本职能及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作用，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行业协会治理结构及其完善、管理体制的现状及创新等问题，最后分析了行业协会立法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0年前，一批热心并致力于中国社会组织实践和研究的同仁聚首清华，共同见证了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这个国内首家社会组织相关研究机构的成立，并以NGO为题开始了我们的探索。一路走来，这里汇聚了团团升腾的人气，产生了层层迭出的成果，建立了有影响力、有分量的平台，积极有效地推动了政策发展。清华NGO带动了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学术重镇。“40·20”并非简单的两组数字，是活生生的历史，是从历史演进中走出来的思考，是历史思考产生的活力，更是从历史思考活力中生成的走向未来的力量和洞见！

本文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以及与这一过程密切相关的公益慈善的蓬勃发展，进而聚焦于2016年出台的《慈善法》所催生的一种新形态的社会组织——慈善组织。随着《慈善法》的施行和慈善组织的发展，一个建立在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和慈善大数据基础上，依托互联网平台形成的国家—社会关系新体制逐渐落地，社会组织的发展进入以慈善组织为主体的新时代，一个以公益慈善和社会价值为主流、社会组织与政府及市场协同发展的国家—社会关系新格局将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各级财政部门启动财政应急保障预案，紧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缩减日常公用支出，迅速安排救灾资金拨往灾区。同时，政府应急物资储备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灾害发生后紧急调运和空投的大米、成品粮油、矿泉水等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进入灾区。震灾检验了我国政府的应急资金和救灾物资储备、调运体系，表明这个体系在总体上是高效、迅速和有力的，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和体制的优势，为抗震救灾工作的决定性胜利提供了及时充足的资金和物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