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包养关系近年来成为深受关注的社会现象。笔者通过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对婚外包养关系的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进行了大量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进而探讨了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亲密关系与性别、阶层、城乡之间的互动。本文着重分析外出打工女性进入包养关系的缘由、过程和经历。笔者指出，城乡流动和外出打工过程中遭遇的个体价值和情感层面的困境，是其进入包养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与已婚男性的亲密关系，成为她们获得不同类型情感支持和满足的可能途径。

本文通过对年轻父母和参与孙辈抚育的（外）祖父母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考察了城市家庭中广泛存在的代际育儿合作现象，深入分析育儿过程中家庭伦理、个体利益和亲密情感之间的交织博弈。研究发现，当代的代际育儿合作是以子辈家庭为核心的家庭扩展，主要依据年轻夫妇的诉求进行家庭规模的伸缩和生活内容的安排，在育儿组织上形成“严母慈祖”的新模式：母亲成为育儿“总管”，对儿童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同时掌握主导孩子成长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并承担社会性抚育的教育职责；祖辈以“帮忙者”的角色进入子女家庭，承担大量的儿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但在家庭事务决策和话语权上处于边缘位置。尽管年轻夫妇的育儿诉求是代际育儿合作形成的现实动力，但育儿的代际合作是以代际互助的“共识”和“责任”为存在基础，并以成员间的亲密情感为调节砝码。关于当代中国家庭和代际关系变迁的研究，在关注个体诉求提升的同时，应更多融入作为文化观念的家庭伦理和成员间的情感互动如何影响家庭运作的思考。

2006年9月，我刚从国内结束婚外包养的调查回到加州湾区，被天涯论坛上一则热帖吸引。一个月前有人发帖提到了被称为“全球华人包二奶第一案”的纪然冰案，引发网友热烈讨论。1993年8月18日，台湾富商彭增吉从大陆转道香港到美国洛杉矶，探望来自青岛的情人纪然冰和五个月大的私生子纪启威。彭增吉到达纪然冰住处后，发现公寓大门紧锁。他在门口徘徊八小时后﹐于晚上十一点推门入内﹐发现纪然冰倒在血泊之中，纪启威则被闷死在婴儿床上。

一个温暖的冬日午后，我去阿菲家拜访。阿菲住在广州城郊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中，是男友阿东半年前给她买的。我到的时候，她正在家中看肥皂剧，觉得无聊，她又拿出假睫毛来玩。阿菲告诉我，阿东刚走没多久，之前已经三天没来了，这次待了两个小时。我调侃道：“是不是小别胜新婚啊？”阿菲说：“我们没做什么，就聊聊天，他抱了我一会儿。”见我有些不信，阿菲笑着说：“我们好久没做了，他胃口（性欲）不是很大，现在身体也不行了，做不了几次，他要留着给他老婆。”在阿东刚开始表现出不太有兴趣做爱的时候，阿菲还很担心他会不会甩了她，好在阿东一直给她钱，供养她。“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阿菲欣慰地说。阿菲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二奶”。她是广州本地人，31岁，三年前和37岁的建筑公司老板阿东在一起后，就不再工作，由男方供养。然而，与“包二奶”是“钱色交易”的常识不同，在这个案例里，“性”并非最关键的因素。这在我调查的其他18个案例里也有类似情形：一些男性和他们的二奶没有固定的性生活，甚至在个别案例中，包养双方完全没有性交行为。按照通常的理解，婚外包养主要为了图个“性福”，若果真如此，为什么没什么性需要的男性仍然继续包养二奶？本章将通过考察男性与二奶之间的互动，来探讨婚外包养对男性的意义。我将突破“性”的局限，将婚外包养置于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男性气质（masculinity）重塑”的背景中来考察。我试图说明，“性”是这个时期男性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要素；而且，“性”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行为”层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符号”层面。

广州初夏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和Lucy相约一起做头发。等我大汗淋漓地赶到美发店，Lucy已经等得快不耐烦了。我跟她解释说公交车不准点，她用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教育”我：“我叫你打车的嘛。看你出这么多汗，很没样子，省这点小钱做什么呢？”我抱歉地笑笑，拉着她一起讨论发型。她准备将大波浪拉直，留了三个多月了，想换造型。她建议我烫成小卷——时下比较流行的发型。听到我在260元的韩国烫发水和150元的国产烫发水之间选了后者，Lucy立马对发型师说：“不要，给她用韩国的。”接着转过头来继续“教育”我：“你怎么会选那个（国产的烫发水）呢？没省多少钱，但是对你的头发不好。”我没有坚持，尽管对这两种烫发水到底会有多大的差别心存怀疑。但到埋单的时候，我只需要付国产烫发水的价钱，而Lucy分文未付。看我疑惑不解，Lucy向我解释，美发店老板是她的前男友，他们分手之后还是朋友。

沈家村是广州北部一个典型的“城中村”。2005年我调研的时候，村里已看不到农田，所有村民都成了靠租金过活的房东。村中已有80多栋公寓楼，还有不少正在建。这些公寓楼一般6～7层，每层大约10套公寓。楼房的外墙贴着肉色瓷砖，楼与楼相互挨着，楼间距仅1米多，戏称“握手楼”。村民搬迁到了城里，或者自己住在顶楼，把下面的楼层租或卖给外地打工者。公寓楼的底层通常是十几平方米的单间，临街一面装上宽大的金属卷帘门，商住两用，当地叫作“档口”。那些位置好、临近主要街道的档口会被用来开小卖部、发廊和饭馆，而小巷里的档口则不少做成麻将或棋牌室，供邻居们休闲娱乐。

阿靓的档口是我在沈家村闲逛时常待的地方。26岁的阿靓来自广西，打工时经别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来自河南的打工仔，一同搬到沈家村来住。两年前生下女儿后，阿靓盘下了临街的一个档口，想一边在家带孩子一边挣点钱。档口大约15平方米，内有一个卫生间，地上装了蹲便器，顶上有淋浴花洒，勉强能挤下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档口的后部是“生活空间”，放了一张床、一个茶几、一张小书桌，还搁了一张狭小的做饭桌。拉上帘子后，就和前面的“生意空间”分隔开来，那里可以搭三张麻将桌，邻居们过来消遣，阿靓收取台费。村里的老板娘阿媛也会把一些外贸服装加工的手工活放在阿靓这里，村里的女人们来这里领活，也经常聚在这里，一边做针线活一边闲聊八卦。跟阿靓熟识后，她会暗地里向我介绍潜在的受访对象，作为感谢，我经常给她和孩子买些礼物，有时也给些介绍费。阿芳是我在阿靓的档口遇到的一名打工妹。她一周来阿靓的档口三四次，通常是来打麻将，有时还会同其他女人一起做针线活。阿芳长相平平，微胖，有个圆滚滚的小肚子，但她的皮肤白皙光滑，在一堆肤色暗淡、肤质粗糙的女人中间显得很醒目。当其他女人津津乐道各种八卦时，阿芳对邻里间的家长里短兴意寥寥，很少插嘴。一日，阿靓把我带到了阿芳的住处，我慢慢了解了阿芳沉默背后的故事。阿芳26岁，和一个已婚的潮州男人阿建同居两年多。对于为何跟阿建在一起，她似乎也无法给自己找到一个好的理由：她不爱这个男人，而她也没有得到太多物质上的好处，用阿芳的话说，“我不知道是傻还是什么，没钱又没名的”。尽管这段关系既不理想，也不可能长久，但她却没有勇气主动做出改变。

阿润是我访谈的女性中最年长的一位。第一次见她，是一个冬日的中午，她和几个邻居一起在阿靓的档口串珠子。她穿了一件草绿色的薄呢大衣，很精神，看不出有38岁。大衣虽是很多年前流行的款式，但收拾得很挺括，没有一个褶子。过了一会儿，阿润说手疼，不做了，我这才瞥见她手上长了很多个暗红色的小肿块，有几个已经破了。我很惊讶，广州这么暖和，怎么还会长冻疮？她说，她天天把她和男朋友的内衣和棉毛衫裤都洗一遍，洗多了就长冻疮了。阿润来自广西的小县城，三年前到的广州，在发廊工作不久便遇到了现在的男朋友阿才，两人一见如故，认识一周就搬到一起住了。阿润说：“感觉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感觉。”同居三年多了，两人一直恩爱有加，阿润说：“别人都以为是两公婆。”语气中掩饰不住甜蜜。本章集中讨论包养关系中的浪漫情感。跟阿润一样，我访谈的女性中有一半都表示，她们喜欢自己的男朋友，或者用她们更习惯的说法，“我们是有感情的”，如果对方离婚，她们愿意考虑跟他结婚。也有两个女性表示，她们最初并不是因为“喜欢”而与对方在一起，但在一起生活以后，她们渐渐喜欢上了对方，舍不得离开他了。

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李雅和我相约逛街。李雅想买双新凉鞋，我们到了南苑鞋城。这是位于宁波市中心的一家老牌的鞋城，于1990年代开张营业，汇集了国内各大中高档皮鞋品牌和一些国际运动品牌，是当时宁波高档的购物场所之一。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一些销售国际知名品牌的购物中心的兴起，南苑鞋城已经慢慢变成一个以品种繁多取胜的中档商场。我们在一、二层的女鞋区逛了半个小时，看了很多不同款式的女鞋。李雅看中了两双黑色凉鞋，价格都在150元上下，一双是系扣小高跟凉鞋，另一双则是贴满亮片的坡跟人字拖。她来回试了七八次，拿不定主意选哪双。

“我从1999年一直就在广州待，也很少回家的。怎么说呢，也许是跟自己的老婆感情不好吧。假如老婆对我好的话，我也舍不得老在外面跑。怎么说呢，一个男人也有那种需要，这也是正常的，不是说我就是花心，这是正常的。”小徐一边招呼我喝水，一边用余光打量我的反应，见我微微点头，并无异色，继续道：“我现在这个（女朋友），我家里都知道，我老婆也什么都知道。我们十来年夫妻，我们从来也不会为这个吵架。”小徐，31岁，中等个头，五官清秀，声音也很柔和。我坐在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破旧的沙发上，听他不紧不慢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小徐老家在汕头，结婚十年，有两个孩子。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老家做假烟生意，发了点小财，玩六合彩输光后便来了广州。闯荡江湖十多年，经济上起起落落，但身边的女人却一直没断，有他真心喜欢死缠烂打的，也有对他钟情有加死心塌地的，他半调侃地总结说：“我这个人，财运是没有，桃花运老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