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国NPO（非营利组织）建设的启动时间大致相同，日本NPO的发展却领先于我国。究其原因，除了1998年NPO法的实施之外，还在于日本从中央到地方实施了一系列NPO配套政策。为此，论文将日本NPO制度视为一个政策体系，通过统计和分析内阁府和地方自治体的NPO政策文本，采用归纳推理方法，探讨其指导理念、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内容与社会影响、主要课题及未来走向。研究表明：日本已大致构建起NPO政策的指导理念——“新公共性”；内阁府实施的名为“‘新公共’推进会议”和“新公共支援事业”的NPO政策，虽然面临诸如政权频繁更替下政策延续性的确保、中央与地方之间政策协调性的强化以及防止政策蜕变为“官办项目”等课题，但因其指导理念——“新公共性”具备社会基础及实施过程中市民力量得以确保，内阁府实施的两项NPO政策将得以较为顺利地推行；各地方自治体相继实施以“支援条例”、“支援指南”、“支援设施”、“基金制度或协动事业”、“信息网络中心”为政策形态的NPO政策并取得较高的实施率。尽管其存在诸如中央与地方之间政策合作的推进、地方自治体次级分权及“协动失灵”和“协动手段化”等课题，但“分权型社会”的确立以及“地方对地方”格局的形成将大大提高以“协动”为载体的NPO政策之实施率。基于日本的经验，我国应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NPO政策指导理念并将NPO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央政府层面应尽快推进我国NPO相关基本法制的改革与完善、积极鼓励和推动地方政府在NPO政策创新中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

本文的中心任务在于向日本非营利部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非营利组织应该努力实现盈利”。为此，作者基于多年积累的实务经验，独自开发出一套专门面向非营利组织的“逻辑模型清单” 和“商业模型清单”，同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详 细解说。换言之，本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理论性著作，而是一本极富现实性、借鉴性和操作性的佳作。

本文选取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与我国存在相似性的邻国日本为研究对象，在对其社会力量主体之一的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NPO）的整体状况进行简要说明后，着重分析其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安排。近代化以来，日本NPO政策逐渐从“规制严厉”走向“宽严相济”，日本政府积极主动地为NPO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两大制度化途径，即“民间开放途径”和“协动途径”。前者包括民间委托制度、PFI制度、指定管理者制度以及市场检验制度，后者主要指市民提案制度。这些政策促使日本NPO部门在整体上获得长足发展。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日本的上述经验至少能够为我国提供三点启示，即“以制度创新方式大力培育和发展NPO”“实现NPO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化和多元化”以及“积极探索新方式以弥补传统外包模式的不足”。

21世纪前后，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等新概念传入日本后，在市民社会部门、企业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三重驱动下，日本的社会企业获得快速发展。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日本社会企业数量已突破20万家，其附加产值高达16万亿日元（占GDP的3.3%），全职领薪人员多达577.6万人。日本市民社会部门在推动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致力于推动日本高校制定有关社会创新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而同志社大学率先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于2006年在日本国内首次开设“社会创新研究硕博士课程”并取得良好效果。为此，笔者曾对同志社大学社会创新专业的设立缘由、课程设置以及组织架构等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然而无意忽视了其获致成功的理念支撑以及具体实践问题。鉴于此，笔者再次访谈了同志社大学社会创新专业创始人今里滋教授。

作为存在于奇迹之星——地球上的人类，理应承担起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以及追求人类普世之善的义务。为了切实履行这一义务，我们唯有努力践行以“秉持良心追求普世之善的人类本性”为根源性动力的社会创新。这种社会创新将致力于消除有碍于维护或提升人类社会“公共善”的不利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史可被视为社会创新的连续史。迄今为止，人类通过制度、科技以及价值这三种手段展开社会创新活动。尽管在“大政府时代”，政府通过实施公共政策垄断了大部分社会创新活动，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政府力量的退出，以社会创业和社会化商业为代表的市民力量重新崛起，从而引发了新时代下的社会创新之潮流。作为对社会创新潮流的回应，近年来笔者曾在社区营造、环保公益、有机农业以及政治选举等领域展开一系列的社会创新调研活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区成为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本文通过现状梳理发现，社区志愿者动员能力成为影响社区应对疫情危机效果的关键因素。那么，志愿者参与究竟如何助力社区疫情防控？针对其中需要完善的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加以优化和改进？基于南通市崇川区的案例分析，本文认为并非所有社区都具备应对疫情危机的能力。只有那些群众基础扎实并具备全面动员居民志愿者能力的社区，才能较好地应对疫情危机。今后，我国应强化社区自治属性、织密社区居民动员网络、构建社区公共危机管理制度。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优化包括志愿者参与在内的社区公共危机联防联控机制。

浦东慈善力量参与环保事业经历了探索发展期、稳定发展期，基本形成了以环保型社会组织为主体，各类志愿团队、企业力量和个人力量并存的格局。在浦东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不同阶段，浦东慈善环保力量扮演了环保宣传者、政策倡导者、经验研究者和技术创新者等不同角色。浦东慈善力量参与环保事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治理中要坚持政府“元治理”，推动政社合作；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鼓励社企合作；发挥社区主体作用，带动居民参与；搭建交流平台，促进社会组织间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