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全面成长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体制密切相关。所以，中国共产党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种国家中政党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而是转型国家不同社会建构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共产党是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建构体系的核心，非政府组织是社会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体系的主体力量。所以，非政府组织的全面成长对中国共产党具有内在的挑战性。基于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但要保障其领导地位，就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中协调好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为此，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全面推进中国的社会建设来重新定位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功能，以实现政党主导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和谐关系。

对于任何一个试图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不论转型，还是发展，都要面临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成败决定国家发展的全局，然而，政治改革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如何定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其中涉及政治改革的战略议程、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以及政治改革的行动框架。有一点可以肯定，政治改革绝对不是一项孤立的行动，它一定是在政治主体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改革往往会创造出新的经济或社会力量；而这个力量诞生之后很快就会为了自身的成长反过来要求政治改革走向深入。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出现和成长充分说明了这个政治逻辑。经验表明，政治改革面临的一个根本挑战就是如何面对其所创生的力量及其所提出的政治发展要求。如果现实的政治无法有效地应对这种挑战，那么政治改革与发展就可能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必将波及相关的经济与社会领域，严重的将使整个国家建设和发展陷入困境。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形态、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民间组织由此蓬勃发展，并在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同时，也深刻地冲击着中国既有的政治形态和政治结构，为中国迈向公民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资源和动力。这种转型与发展目前还在继续，为了把握其特性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揭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前景，有必要从中国30年发展的经历中，探究民间组织与政治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展现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基本路径与逻辑。

在中国的城市管理和组织的生活中，基层社区自治不是新鲜的东西，已有相当长的实践历史，这就是人们熟悉的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其具体组织形式是城市居委会。这在实践中，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上海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基层群众自治所形成的政治资源、管理资源和文化资源对于城市建设和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上海在新中国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对这个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给城市建设和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使上海从政治的高度和从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来把握和推进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取得了积极成效，为上海的城市基层社区自治更加全面健康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基层群众自治的主体是基层群众，因而，居委会要能真正做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关键有两点：一是居民的自主和参与；二是居委会管理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对于基层群众自治来说，前者是关键。有了前者，后者也就有了动力和资源。选举参与是体现居民自主和参与的最直接、最全面的形式。为了透视城市基层群众自治回归“三自”的基础和发展可能，笔者在比较全面参与四个居委会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调研和考察的基础上，专门考察本次的四个居委会选举过程中的居民参与情况，并形成了如下的实证分析。

社区发展给中国社会结构形式所带来的变化，不仅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更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因为，在中国社会，这些变化将对政治产生两方面的深刻影响：一是国家权力通过单位组织来控制经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能力，将随着单位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与式微，而逐渐减弱，相应地，政治决定经济与社会的格局将逐渐被经济与社会发展决定政治的格局所取代；二是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国家必须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新的社会调控、整合和沟通体系，并应努力把社区转化为国家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积极资源，从而全面保持国家与社会的协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在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中，社区正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为此，新世纪中国政治建设应多元开发这个重要的战略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