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用公民权力来界定公民参与。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自组织，是公民权力的重要实现途径。文章分析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三种公民参与模式中的作用和特性。其中，以选举和人大代表制度为核心的结构性参与的赋权意义最强，但尚处于自组织性薄弱的个体参与阶段；最常见的决策性参与中，倡导性非政府组织在某些领域获得成功但仍未形成普遍的制度性参与途径；新型治理理念下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在农村、城市社区、弱势群体自治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面，形成公民权力新的生长点。文章最后指出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首要障碍是中国传统以“大、小”和“消、长”关系为特征的取舍性权力结构。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首先必须建设共享性权力结构，其基础是政府的公共性。

公民参与的形式主要包括经典的选举参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以及新型治理理念下的参与式治理。公民参与的本质意义可以被视为公民权力的实现，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自组织，是公民权力实现的重要途径。本篇分析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不同类型公民参与模式中的作用和特性。

城市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出现了各种社区治理的模式，比较典型的如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和盐田模式等，其中近年出现的宁波市海曙区的社区参与式治理，体现了社区自治的方向，值得引起注意。

据统计，中国全国目前有外来工2亿人。他们在城市中的分布往往比较集中，构成了一些特殊的社区。本篇选择浙江奉化的力邦村，上海普陀区的桃苑村，以及海口的外来工之家这三个案例，分析了外来工参与式治理的不同模式。三个案例各有特色和突出之处，在实践中值得借鉴。

媒体所具有的传播社会信息、引导公众舆论以及监督政治权力的三大功能，使其在公众参与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促进了公民参与立法、决策和公共治理的发展。本篇以公共领域、审议民主，以及传媒、公众、政府三种议程三角互动的不同视角来审视中国媒体在公众参与中的角色，并以四个典型事件为例加以分析。研究认为，在转型期中国，大众传媒渐成政策系统中各种利益表达与聚合的公共平台，是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变量；但对媒体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仍然不是市场，而是官方的态度，中国媒体要担当“社会公器”的角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民参与是对公民权力的一种表述。权力分享使得目前被排除在政治和经济过程之外的穷人能够在将来有意地参与进来。它是一种策略，穷人能够通过它参与决定，包括如何分享信息、目标和政策的达成，税收资源的分配、项目的开展、合同和资助的收益等。简而言之，通过这种方式，无权者能够促进重大的社会变革，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分享到富足社会的好处。

本文是对公民社会量化比较的方法学探讨。文章首先回溯了公民社会的概念渊源，指出公民社会语义的三层含义，以及现代应用中话语歧义的背景。继而介绍了国际上公民社会量性评测的几种工具，并主要根据公民社会指数（CSI）在中国大陆的应用实践，对公民社会评测指标体系的开发、发展提出思考。文章最后介绍了从组织、社区、项目等层次，对CSI拓展性应用的另一个视角的尝试。

本文以公共性建构中的功能合作与权力困境问题为核心，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组织和政府关系的演变及其特征。结构上包括一个引言和五个部分。引言简述改革开放的由来和社会转型的起因；第一部分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组织的两种生长路径；第二部分概括民间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基本逻辑及中国模式的特征；第三和第四部分分别从公共服务合作和公共政策倡导两个方面，探讨基于公共财政资金的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的发展和民间组织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第五部分从公民权利视角分析了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发展路径。

分析目前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首先必须澄清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什么是中国的“非营利部门”？这是一个近代才从西方舶来的话语，那么它在描述中国的社会实践时，其背后所指向的社会事实是什么？我们在关注中国的“非营利部门”时，实际是在关心哪些新出现的现象？第二，中国这一“非营利部门”，其社会功能在中国历史中的传承何在？承担该功能的组织在社会转型中，其定位是如何演变的？本文的任务就是从历史的和比较的维度阐述上面两个问题，它也是对中国非营利部门的语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