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青年发展问题为根本观照，在总体性社会转型的视角下，探讨了当代中国青年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的现状以及当前的相关问题。全书分析了大学生、农民工以及新兴社会阶层这三类青年群体在社会融入、文化融入、政治态度、自组织状况等方面的现状，同时对当代中国青年志愿者活动发展、青年社会组织的变迁历史、青年网络参与行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分析。本书的作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均长期从事青年社会问题研究。针对青年构成具有的多样性以及青年问题具有跨学科特点这一实际情况，全书在总体研究设计上采取了多点数据来源，使用了“中国社会综合状况调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等全国性大型调查数据。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得到的结论可以为青年问题理论研究者以及青年工作实务人员提供参考。

互联网在中国出现在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之中,并和其他社会力量一起形塑了21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也为成长于该时代的70后、80后、90后群体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由于不同世代群体的生命历程不同以及生命历程与互联网发展进程之间的耦合差异,其网络参与行为具有明显的代际特征,在接入、技能和应用三个层面形成了互联网鸿沟。在既定社会结构之下展开的互联网发展进程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要素相互作用,正在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场景。

本书是“中国关心下一代蓝皮书”系列的第二部。全书以2021年以来的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为考察研究对象，对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进行全景式扫描，重点研究分析了各级关工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领域所开展的工作，总结了有关的经验，并对下一步的发展规划进行了研讨。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总报告。总报告回顾了中国关工委自2021以来开展的主要工作，分析了我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历史环境和新的特点，指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面临的新的挑战和发展机会。报告从“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用科学理论统领新时代关工委工作”“深刻洞察历史环境，围绕大局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以传承红色基因工程为核心，推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认真履行关爱保护职责，推进‘五老’关爱下一代工程”“深化落实党建带关建工作机制，推进关爱服务体系和关爱服务能力现代化”“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不断前进”等六个方面总结了各级关工委的主要工作，展现了各级关工委在思想道德教育、关爱下一代等领域的实践效果，并对未来如何推动关心下一代事业的发展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为专题篇。本部分共收录7篇分报告，这些报告分别从“中国共产党关心下一代工作之百年回顾”“青少年思想道德现状”“青少年犯罪状况与预防”“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乡村儿童事业创新发展”“助力脱贫攻坚”“‘五老’队伍建设”等方面对中国关心下一代事业的发展进行分析，总结当前各个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措施，讨论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三部分为调查篇。本部分共收录了11篇各级关工委的经验总结材料和调研报告，反映了地方关工委在推动“五老”参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创建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国防教育、生态文明教育、法治教育，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等工作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经验总结，同时还涉及如何在新时期进一步发挥党建带关建这一核心机制作用的实践探讨，以及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有效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回顾。第四部分以附录方式呈现，记载了2020年中国关工委系统的大事。

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经济形态、产业格局、业务流程的深刻变革，以互联网营销师、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电竞选手为代表的各类新职业随着新经济的发展、新业态的产生而出现，且群体规模逐渐扩大。青年在新职业群体中占有较大比例。总体来看，在从事生活服务业的新职业人群中，92.13%的新职业人群的年龄在40岁以下，新职业从业者中“80后”达到90%。由于职业特性和职业需求的差异，依托互联网的新职业还具有一定的性别聚集性，在几类较为主流的新职业中，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和电竞从业者以男性为主体，而在网络上从事住房租赁的房东则以女性为主。同时，从事各类新职业的青年群体的教育程度呈现一定分层。有数据表明，大专及以上从业者的比例为68%，高中、中专/技校从业者的比例为25%，初中及以下从业者的比例仅为7%。约有66.57%的新职业青年基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在2000～10000元；还有24.59%的新职业青年属于高收入群体，平均月收入超过10000元。新职业伴随着新就业出现。就业市场培育问题与劳动保障问题是新就业形态发展中同等重要的两个问题，也是目前亟待找到发展方向的政策问题。新就业形态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格局，其本身也创制了新的劳动力市场，即劳动者和服务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可以依托这一全新“场所”。在该市场中，传统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特性与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由于新职业就业形式灵活，用工关系复杂多元，部分难以纳入现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调整范围，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凸显。此外，新经济、新就业的出现对政府监管和法律政策框架都提出新的挑战。中国政府明确提出降低企业合规成本，鼓励发展平台经济新业态，优化、完善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平台经济发展法治保障，为新经济未来发展提供政策条件。在省市和县级层面，如本书中提到的广东深圳、浙江金华、重庆奉节，均出台了相关政策来促进新就业的发展。不同类型新职业群体的自我社会地位评价存在明显差异，新职业的不稳定性、职业保障的不完善性、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是主要影响因子。在新职业群体内部，对文化资本和技能资本占有情况是不同类型新职业群体自我社会地位评价有差异的主要原因，拥有较少文化资本和技能资本的新职业群体对自身的社会地位评价较低。新兴职业已经融入并显著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职业群体也应该获得与职业角色相匹配的社会尊重和社会认可。研究者建议政府加强对新群体职业成长的指导和保障，探索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机制，做好知识产权、法律、心理等方面的服务，同时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扩大新职业群体的社会参与，以此来提升新职业群体的职业声望。新职业群体的发展除了与产业有关，同时还与高校、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当前，行业协会应该超越个别市场主体的特殊利益，关注行业的社会效益和长远发展，并就此展开市场主体、政府监管部门、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之间的协调活动。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应全方位对接新职业市场，充分发挥高职办学特色，提升学生培养的质量和效率，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形成的新职业启示了未来就业市场发展的方向。当前，这一新职业群体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要进一步加快专门立法，结合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机制建设，提升新职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护水平，建立健全新兴职业监督管理机制，加大新职业群体的职业培训力度，促进新职业群体的健康发展。由于青年是新职业群体的主力军，保护青年权益、促进青年全面发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