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面临人口、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对于人口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殖健康作为农村居民健康和福利的重要领域和因素，受到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的重视。社会转型使得中国农村生殖健康领域长期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公平问题更加凸显，阻碍了人口与社会长期可持续的和谐发展。社会发展目标和农村生殖健康领域的现实，要求深入研究生殖健康领域服务对象和服务提供者的态度和行为，社会性别公平状况，促进生殖健康中的社会性别公平。依托于福特基金的资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发展出适用于中国农村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意识和行为量表体系；并分别从学术性和实践性两条途径探索了量表的应用；进而从改善公共卫生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国家和县区级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的社会性别公平促进框架，为中国生殖健康领域的社会性别公平促进提供了基础性的测量工具和干预思路。

该书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做了全面的理论分析，包括国内外相关理论及研究评述、家庭养老的作用及未来发展、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框架及影响机制，并利用第一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指出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在中国当今以及未来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完善农村家庭养老以及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相应政策建议。

本书利用河南甲区和安徽乙县调查数据，基于系统工程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的现状、成因与后果进行系统研究，揭示了国内中部地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目前的生存状况，从社会支持视角深入认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问题，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切入点，对制定促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融合的公共管理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基于质性调查数据，建立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框架；基于分析框架展开的大型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婚姻状况对农村男性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影响作用，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制度性社会融合的差序性比已婚男性更明显，得出婚姻状况和社会支持网络对农村男性的心理福利影响很显著。

本书利用各个国家和地区专项抽样调查、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报告等相关资料，通过分析性别失衡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性别比失衡的态势、原因及后果，评述针对性别失衡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和干预政策以及政治平等促进国家的公共政策，并从这些国际治理措施中提炼出经验和模式，进而对中国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出可借鉴的干预政策。本书的研究结果对于把握性别失衡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国际社会性别失衡治理的经验，制定有中国特色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推动中国人口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可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参考，也可以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辅助教材。

本书是对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讨论网络与生育挂念的系统研究。首先，本书展示了研究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对已有有关生育观念与行为研究、社会网络的研究与应用进行了评述。其次，本书介绍了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再次，本书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个体中心网络、整体网络两个层次，揭示了农民工的生育讨论网络现状。接着，本书分别分析了整体网络和个体网络的结构对婚姻、生育和避孕讨论行为的影响。最后，本书基于研究成果，提出了促进农民工生育观念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与行为进行了展望。。利用深圳实地调查数据，在揭示农民工的婚姻、生育和避孕讨论网络现状及特征的基础上，从社会网络视角实证分析了农民工的婚姻、生育和避孕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因素。

本书在国内外学者和扶贫机构对贫困与脆弱性的最新理论研究及扶贫实践的基础上，从理论、框架、指标与政策四个层面分析中国西部山区农户的贫困与贫困脆弱性。首先，分别从贫困的静态与动态视角分析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不同形成机制，分析西部山区农户所面临的风险、所采纳的风险管理策略与贫困间的关系；其次，运用质性的分析方法分析西部山区农户贫困与脆弱性产生的原因与机制，并分别提出农户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再次，在已有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指标基础上，分析并构建适用于中国西部山区农户的贫困与脆弱性指标，并用这些指标分析目前中国农户的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现状、分布与特征；最后，利用本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论分析中国现阶段的扶贫政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

本书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年龄模式及其运作机制进行了总结，指出未来的社会转型和变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行为的变化趋势及其对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影响。本书对于我国有针对性地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促进代际和谐公平、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近年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研究强调治理的各要素对于绩效的影响。公共治理结构和治理工具是公共治理的重要组成要素，它们对于我国公共部门处理公共事务，调节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配置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以及最终实现公共利益都具有影响。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1980年开始发现的性别失衡问题带来的女性缺失和男性婚姻挤压等社会后果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安全，性别失衡问题不仅仅是人口问题，更是我国公共部门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管理问题之一。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旨在扭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消除性别歧视。它作为我国社会发展公共管理领域和实现公共利益的重大问题之一，体现了政府公共部门履行人口发展战略和对人口问题综合治理的政府职责。经过近十年的治理，性别失衡的治理已经初显成效，它不仅受到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而且公共治理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研究性别失衡问题，但是，近年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定性分析、治理要素的分解、治理实践的分析和政策建议等方面，虽然已有研究从公共治理要素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但具体影响机制仍然是一个需要探究的少而浅的论题。因此，在我国公共部门的性别失衡公共治理研究领域，亟须建立公共治理理论基础，同时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待扩展和深化。基于上述背景，首先，本研究运用系统工程的分析方法和思路，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我国公共部门治理结构和治理工具对于治理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并最终形成了整体性治理绩效框架。其次，结合我国性别失衡公共治理的具体问题，分别提出了性别失衡治理结构和工具对绩效影响的分析框架，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的方法，运用2009～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以及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进行了“陕西省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的态势、模式和战略”的专项调查数据，对宏观和微观绩效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最后，选取了陕西省武功县为对象进行案例分析，采用质性分析方法归纳了性别失衡整体性治理绩效模型。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创新点如下。第一，通过对国内外公共治理理论、模型和研究的系统分析、归纳和总结，本研究分别提出了适用于公共部门的治理结构和治理工具对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最终形成了治理绩效、治理结构和治理工具的整体性治理绩效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是公共部门为了达成共同治理目标，通过具体社会管理问题将公共治理的各要素进行了有机整合而形成的，可以从新的视角应用于我国性别失衡治理的研究和实践。第二，基于公共部门治理结构对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针对中国性别失衡治理结构现状和实践，本研究提出了宏观治理结构因素和宏微观治理绩效相结合，宏观过程绩效影响结果绩效的性别失衡治理绩效分析框架，并利用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了性别失衡治理结构对治理绩效的影响。该分析框架在对性别失衡治理结构的指标量化的基础上，指出县区宏观治理结构的子维度——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对于性别失衡的宏观治理绩效和微观治理绩效产生影响，宏观过程绩效对结果绩效产生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治理环境控制下，性别失衡宏观治理结构对于治理绩效的宏观绩效和微观绩效都具有影响，但是影响机制不同。在宏观层面，性别失衡治理结构的多元化主体参与治理、工作激励、资金保障以及参与治理工作人员的性别结构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显著；在微观层面，宏观县区治理结构的参与治理部门、工作约束以及参与治理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对治理对象的性别偏好具有显著影响。此外，约束型工作绩效对于县区宏观绩效的影响要比引导型工作绩效显著。第三，基于公共部门治理工具对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在对中国性别失衡治理工具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和指标量化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宏观县区层面的四类治理工具对于性别失衡的宏微观治理绩效影响机制、微观过程绩效影响结果绩效的性别失衡治理绩效分析框架，并利用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了性别失衡治理工具对治理绩效的影响。该分析框架在治理环境和治理理念的控制下，发现了公共治理工具对治理绩效存在显著影响，微观过程绩效对结果绩效具有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四类治理工具对于治理绩效的宏观绩效和微观绩效都具有影响，其中，利益导向类治理工具对于宏观绩效和微观绩效都具有影响；行为约束类治理工具对宏观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而社会保障类治理工具和宣传倡导类治理工具对微观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与宏观层面的影响机制不同，微观层面的整体性过程绩效对于治理对象的影响比较显著，而引导型的工作绩效也比较显著。第四，本研究通过对陕西省武功县性别失衡治理绩效、治理结构和治理工具的案例分析，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归纳和提炼出性别失衡的整体性治理绩效模型。该模型系统地涵盖了公共治理的结构、工具、环境和理念四个要素，从社会管理问题的公共治理出发，通过化解社会风险、规范社会行为从而达到最终公共治理目标，并将公共治理的要素进行了系统的整合。该绩效模型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公共部门整体性治理框架，肯定了武功县性别失衡治理结构和治理工具对治理绩效影响的总体有效性，可以将其应用于完善我国公共部门的治理绩效分析。最后，本研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长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男性的婚姻挤压现象日益严重，形成大量“被迫失婚”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他们的性福利受到损害，性安全难以得到保障。本书即是在性别失衡和婚姻挤压的背景下，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大龄未婚男性的一般性行为、自慰行为、男男性行为和商业性行为的深入分析，揭示性别失衡对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福利和性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成婚困难、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大龄未婚男性普遍处于性匮乏的状态，自慰行为、同性性行为和商业性行为均成为他们弥补性匮乏、满足性需求的替代手段，从而对他们自身的性福利与性安全均产生重大影响。本书属于性别失衡微观后果的前瞻性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转型期社会中的农村流动男性作为弱势人群，是社会风险后果的直接承担者；婚姻挤压下无法成婚的大龄未婚男性是该弱势人群中更加劣势的群体，面临婚姻挤压和人口流动双重风险环境的影响。缺乏婚姻由“性”需求引起的风险性行为将是婚姻挤压下大龄未婚男性的重要风险议题，而流动男性一直都是风险性行为的参与主体，风险性行为现象较为常见。由此可能造成的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的风险性行为，将是包含大龄未婚男性在内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面临的社会风险。因此，本书的分析将从社会风险视角对大龄流动男性个人面临的生殖健康议题进行人群整体风险趋势的分析研究。对于目前的生殖健康和HIV/AIDS风险研究而言，本书也综合了公共卫生、社会统计、公共管理学科诸多视角的研究，将大龄流动男性个人风险的分析从人群整体分析入手，引出了个人风险所隐含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安全问题，强化了对流动男性HIV/AIDS群体风险态势的科学认知，有助于公共政策应对策略的提出和实施。基于以上背景，本书结合质性分析和理论分析，以社会风险视角中的社会系统论视角为基础，提出了农村大龄流动男性风险性行为的分析框架，从而为从社会风险视角分析大龄流动男性的HIV/AIDS社会风险提供了理论路径；进而使用2010年西安市“农村大龄流动男性性与生殖健康及家庭生活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从数据结果判断大龄流动男性与HIV/AIDS相关的风险性行为的现象、态势、特征以及影响因素，也明确了风险性行为背后所隐含的从个人风险到社会风险的传播扩散路径。在具体方法上，本书借鉴了多学科交叉的相关数据分析方法，引入了包括生存分析在内的多元统计分析技术，首先对比分析商业性行为和男男同性性行为，识别出商业性行为可能具有的HIV/AIDS大范围感染和传播后果的社会风险；在此基础上，围绕商业性行为讨论了农村大龄流动男性对HIV/AIDS的风险认知；还围绕商业性行为具有的“过去—未来”时间属性，探讨了农村大龄流动男性商业性行为的过去经历和未来倾向。最后，本书针对研究结果，面向包括大龄未婚男性在内的农村大龄流动男性人群，从性与生殖健康权利保障和公共卫生政策促进等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