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让家庭为个人承担责任”，这些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有效经验。本研究尝试以历史社会学路径重新解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转折。论文从对参与撬动历史转变的云南知青回城运动的案例解读入手，分析说明社会转折的发生，是以当时人们普遍渴望改变生活的共同情绪和诉求行动为背景，以上上下下对共享的社会道德资源的挖掘、动员为重要方式的。论文通过对当时政府出台的以家庭为主题的政策群的分析，说明社会转折时期存在一个在上下互动中形成的家庭化运动，从这一现象可以发现社会实现转折的重要机制，但从中也可以看到隐含于此过程中的、需要我们反思的一些问题。

本文试从认识论角度探讨既有“农民工”研究的局限及其可能的出路。本文通过分析既有“农民工”研究文献发现，研究的局限与国内的“城市化”逻辑有相当的同构性，并在整体上带有较浓厚的早期发展经济学意蕴，而国际上对“发展”的反思和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可为我们突破此认识困境提供参考，以达成我国社会总体“发展”的真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