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顾虑”可说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国社会学者戈夫曼（Goffman，1955）曾指出，“面子工夫”乃是社会互动行为中的仪式化表现。换言之，社会互动必须依赖规范才得以进行，“面子”概念即代表个人行为如何符合特定社会规范，以及因此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事实上，面子不仅可反映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面子的行为运作更可以看出个人如何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以中国社会而言，数千年以来，礼教思想支配人际关系的运作，孔子谓：“不知礼，无以立”，可以说明儒家伦理的基本强调所在。“礼”代表人与人相处时的种种节限，所谓礼仪是跟随个人特定身份而来并以此确立人际间的尊卑关系，“礼仪”的通俗化说法其实就是“面子”。虽然“面子”不是中国文化的特产，如此严格的礼教传统之下，“爱面子”的文化特质则特别突显，引起的面子纠纷也何其多。由于在一讲求面子的社会里，争取更多的面子与保护既有的面子都是生存的目的；至于挽回失去的面子，其重要性更是不亚于前者。“有面子”是社会给予的正面价值，失去面子不只失去原有的生活特权，也等于被社会所排斥。丢面子的后果是如此的严重，个人即使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也要把已有的面子保住，并设法弥补失去的部分。因此，面子维护往往代替了原来人际互动的目的，成为个人主要关注的社会行为。

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及文化结构的学者中，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面子”概念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Ho，1982；King & Myers，1977；Hu，1944；Hwang，1987）。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观之，这种以儒家伦理为基石，讲究“差序格局”（费孝通，1947）及阶级成分的“面子”现象似乎不受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改变的影响，仍然是支配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孙隆基，1986）；即使是处于现代化冲击之下逐渐蜕变中的台湾社会，也依然弥漫着“面子”文化（朱瑞玲，1987）。西方学者对于这种现象的观察更是视之为与西方文化的一项强烈对比（Domino，Affonso & Slobin，1987；Saari，1982；Morrow，1987；Wilson，1970）。是以将“面子”概念作为剖析中国人的性格结构与社会行为的研究工具，具有几点重要意义：首先，因为重视面子是中国人文化的特征之一，中国人有关“面子”的心理与行为现象是心理学值得探讨与研究的课题；其次，中国人有关“面子”观念的独特性——脸与“面子”的差异，也就是道德成就与能力成就之不同评价，需要予以进一步的学术性理解及分析，以便了解这些观念之间的日常生活中的冲突与妥协；此外，可以取得丰富的实征资料来验证中国人借面子运作所形成的人际互动模式。